铭德票证博物馆方寸票证窥时光
早晨的阳光倾泻而下，笼罩着海口中山路，光影下的屋檐廊道显露出岁月的痕迹。这里是骑楼老街，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之一。在这里，一座私人博物馆“隐藏”在中山路60号老屋之中，用老票证打开了通向过往的窗户，让人们能窥见往日的时光。
从博爱北路左拐进入中山路步行街，直行约200米，便可来到海南铭德票证博物馆。博物馆的门牌并不显眼，推开闭合的大门，里面却是别有洞天——上下两层总面积约270平方米的展厅内，展示着债券、地契、房契、婚书、证书、粮布票、银行储蓄单等9大类、16种珍贵票据、证照，共1600余张。这些票证来自全国不同地区，时间跨度从清代晚期至近现代，是清朝、民国到近现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
债券
单薄纸张承载历史风云
步入海南铭德票证博物馆展厅，只见四周橱窗和展柜内，一张张票证被分门别类有序摆放。
“债券和地契是博物馆的珍藏品。”该馆馆长王馨慧说，债券本身较稀少，距今的时间也较为久远，收集难度大，博物馆收藏的对外发行的公债，每种仅有1张。
中华民国政府克斯利浦公债券、1911年清政府湖广铁路公债券、1925年中华民国政府五厘美金公债券、1907年清政府广九铁路公债券、1910年清政府津浦铁路公债券……这些暗藏着历史密码的旧债券，无声地述说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动荡年代的历史风云。
“湖广铁路债券是清朝较为著名的铁路债券之一。”王馨慧说。细看湖广铁路债券，债券上方印有火车图案，正文内容全部为英文，左下方为清朝借款签订单位邮传部公章和邮传大臣盛宣怀的亲笔签字，右下方盖有“大清钦差出使大臣关防”大印。它由清政府邮传大臣盛宣怀于1911年6月签发，期限为40年，到期日为1951年6月15日。债券总额为600万英磅，债券面额分20与100英镑两种。
王馨慧介绍，当年，盛宣怀在北京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铁路借款合同，举债600万英镑修造湖广铁路。而为解决还款来源，盛宣怀强力实施民营铁路的国有化，将川汉、粤汉铁路的股票改换官办股票，引起了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人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民间“保路运动”，进而导致了辛亥革命。
地契
手书契据留存契约精神
与债券在一起展示的，还有各地地契。王馨慧说，馆藏的地契多是由博物馆创始人走南访北收集而来，其中最珍贵的是一套司连榜地契，包括从光绪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的地契共5张。
“立兑契人安癸同弟等议，因无凑公租，今将自己熟地一段……情愿兑与司连榜名下耕种……统共合价市银一百四十两整……此系两家情愿并无私债逼勒……恐后无凭立契存证……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这是一张写于1907年的地契，尽管纸张已经泛黄、斑驳，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见，载明了土地数量、坐落地点、四至边界、价钱以及典、买条件等，并有当事双方和代字人、中见人、中说人、族中人签名。
“代字人是代写地契的人，中见人是见证者，中说人是交易撮合交易的人，族中人则是卖方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博物馆工作人解释道，地契由买方保存，作为土地所有权凭证，分为白契和红契两种。买卖双方订立的契据，未由官方盖章核准的称为白契；立契后，经官府验证并纳税，在白契上粘贴统一印刷的契尾，盖上官印的，称为官契，也叫红契，具有法律效力。
“由于当时的法律和各种制度还不是那么健全，所以很多交易都是双方私下签订契约，未经过官方认定，但并非签的是白契就可以不认账。”王馨慧介绍，白契的约束力来源于契约上签字的见证者，来源于当时社会质朴的契约精神。
“如果买卖双方有人不认账，在契约上签了名的人都会站出来作证，凭他们的信誉来做担保，而人们也很认可这样的做法。”在王馨慧看来，这还是古代封建社会所说仁义礼智信中的“信”，“因为当时的社会非常强调诚信，人无信不立。”
粮布票
方寸小票记录生活变迁
将目光投向铭德票证博物馆二层，方寸大小的票证是这里的主角。粮票、油票、肉票、糖票、布票、蛋票、鞋票、烟票、酒票、煤票……各类票证五花八门。按门类细分，还有单独的马靴票；看分量大小，有一市钱的棉线票；以单位划分，有监狱专用的购物券；以身份区别，有产妇病员专用糖票……
票证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主要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挂钩，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票证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物资供应贫乏，人民生活贫困的时期，它对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供给，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各类票证才逐渐淡出城镇居民的生活。
“粮布票等是所有藏品中，距离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最近的，与社会生活关系最密切的票证。”王馨慧说，在博物馆的1600张藏品，这类票证就占据了千余张，“尽管"80后""90后""00后"大多已对粮布票印象模糊，甚至没有了解，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对票证依然印象深刻。”
“那个时候，粮食和生活用品都是定量供应，凭票购买，但很多人是吃不饱的，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普通人，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站在博物馆的展柜前，看着被置于展柜之中的票证，82岁的温奶奶驻足许久，经历过整个“票证时代”的她，从博物馆收藏的票证中看到了自己过往的生活。
婚书
一纸婚约见证社会发展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但在旧社会，男女婚事大多逃不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在铭德博物馆中，收藏有数张清末至民国初期的婚书。“采用的是传统的红纸墨书，写有新人的生辰八字、聘礼等。”工作人员说，以前，结婚双方一般在婚礼当天才会知道另一半的样貌，他们是否般配，主要看生辰八字的占卜结果以及长辈的意见，始终体现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随着西方影响的不断深入，民国时期，婚书形式上开始注重“颜值”，还增加了古朴优美的证词。同时，随着追求婚姻自由的思想逐渐被接受，除了媒人、主婚人、证婚人及长辈等一列名单外，结婚双方的姓名也开始出现在婚书上。但这一时期的婚书仍是由私人绘制，请德高望重的长辈签字盖私章作证，没有政府部门的盖章，不具有法律效益。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婚书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尺寸变小了，内容简洁明了，婚书终于成了只属于结婚双方的证书。在博物馆收藏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结婚证上可以看到，此时结婚证已经没有了繁杂祝词，变成了“自愿结婚”；一长串人名也不见踪迹，只余新人的姓名；证婚人的私章也被政府的公章所替代。
“透过婚书，人们能了解到不同时期婚姻习俗展现出的不同变化。”王馨慧说，不仅是婚书，博物馆收藏的各类票据证照都隐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记载着岁月的沧桑变迁，是时代的反映和体现。“这也正是我们开办博物馆，免费开放的原因，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票证文化，了解票证背后的故事，了解当时的民俗风土人情、社会风貌。”
光阴飞逝，百余年后，各类票证静静“躺在”展柜当中，票面上的文字、图案和符号记录着历史的风云变幻，凝固了岁月时光。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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