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随笔诗歌地理学的反思
■张伟栋
2010年，我突然被迫面对独自谋生的紧迫感，虽然奥登曾告诫诗人，不要选择牵涉到语言运用的职业，比如翻译、教书、文学记者或是广告撰写人，这些“都会直接损害他的诗歌”，但现实只留给我一份在海南教书的工作，我也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两年过后，我发现这里的气候要比工作教给我更多，就像沃尔科特所说，它身陷于热与湿、晴与雨、光与影、日与夜的两个重音，而无法自拔。初来乍到，视线被满街的椰子树胀满，使我来不及观察本地理想的文学生活，但时间一久，我才觉悟，本地并不在文学的经典地图册上。
我开始困惑，地理何以能禁锢诗人的才华和抱负？天气何以能诅咒诗人言语的命运？几年前，我读阿兰·布鲁姆的一段文字还颇有信赖感，因为他有法国情结，他说：一个人“必须居住在某个地方，沉溺于其中，以便由它来设定他的日常时间表，安排生活的节奏。”对布鲁姆来说，这个地方的首选就是巴黎，我对哲学家的“绝对”有成见，但今天看来，布鲁姆没有错，只是这种日常生活的时间表放在诗歌里面，不够合适，也不能解释我的疑惑。我想要说的是，在海口的生活，使我对沃尔科特好感倍增，因为他笔下的景物和我眼前所见，非常相似，不由得将他的特立尼达和海南在诗歌中对照来看。它们都粘稠、湿热，在酷烈的海滩上，有破败的棕榈，以及“被太阳晒得脱皮仍然挣扎着逃避海洋的桉树”。但当沃尔科特的文字触及到热带文学独特的一面时，我似乎对自己的问题有了答案。
“冬季给文学和生活增加了深度和阴郁，而在四季常青的热带，连贫穷或诗歌似乎都不能深沉，因为周围的自然界和它的音乐一样，是如此欣欣向荣、兴高采烈。以欢乐为基础的文化注定是浅薄的。可悲的是，加勒比地区为了推销自己，鼓励无所用心的欢乐和灿烂辉煌的空虚，非但成了避寒的去处，而且也成了逃避只有四季分明的文化才能产生凝重感的地方。”
这是沃尔科特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中的一段文字，它确定而自信，我几乎无法去辩驳或反对。当我第一次读到沃尔科特的这段批评时，立即想到了波德莱尔在1861年作出了同样的判断，虽然这两段文字跨度近一百年，但却是惊人的一致。
“我常常自问而不能解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克里奥尔人一般地说并没有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任何独创性和任何构思力或表现力，似乎他们有一颗女人的灵魂，仅适于沉思和享乐。……倦怠、优雅、一种与黑人共享的几乎总是使一个克里奥尔诗人（不管他是多么地出众）具有某种外省气的天生的模仿能力，一般地说，我们能够在他们之中最优秀者身上看到的东西就是这些。”
波德莱尔笔下的“克里奥尔人”，就是沃尔科特的同胞，是来自安地列斯群岛的白种人。在波德莱尔看来，他们当中的诗人，像是被诅咒了，缺少必须的独创，而只停留于自我陶醉的模仿，当然只有极少数偶尔能获得一种例外。两段文字，一个提出问题，一个给出了答案，那么，结论似乎相当明显了，只有四季分明的地方才会有经典的文学，而炎热、四季常青的热带，注定很难产生一流的文学，在热带地区，压根不会有所谓的理想文学生活，诗人们只有逃到文化的中心地带，才有可能。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时代，看似不成问题，但实际上有着各种根深蒂固的变形。我们的诗歌批评当中，有着各种借用“地理”的名义来确证诗歌的做法，比如“江南诗歌”的提法，即是一例。我对此无法赞同，我所想到的是，当我们用地方文化的特殊性，来思考诗歌的时候，我们一定丢失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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