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侠客梦
编者按
早在1993年，冷成金就第一次把金庸小说研究搬进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堂。之后连续多年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选修课程，深受学生喜爱。冷成金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研究，对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小说深有研究。著有《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武侠小说与文学雅俗之分的文化机制》等论文，影响颇广。作为最早在课堂推广金庸小说的研究者之一，他曾经定义金庸小说是，“大俗大雅，至幻至真”，备受读者认可。为悼念金庸先生，海南日报《海南周刊》特约冷成金教授撰文，讲述他与金庸先生的三面之缘以及他独到的研究，与读者分享。
金庸小说是站在现代社会对传统的遥望，表达对传统的深情眷恋，也是面对家园逝去而表现出的无限怅惘。斯人已逝，永失绝唱。不应将金庸简单地与鲁郭茅巴老曹沈丁艾比较，因为后者是用新文体写新思想，前者是用旧文体写传统。
金庸小说的特质是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细节真实，直指理念真实，文化真实，心灵真实。金庸小说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形象显现，金庸小说将自唐至民国以来的武侠小说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往后的岁月里，我们也许会从更深的层面上发现金庸小说的价值。
我们这个时代，不再需要侠客，但更需要侠义精神；不再需要狭隘的义气，但更需要信义；不再需要以武屈人，但更需要止戈为武；不再需要浪迹天涯，但更需要携手一生；不再需要为温饱奔波，但更需要家的温暖和精神的力量。我们需要的，金庸小说里都有。
在1993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开设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全校选修课后，我与金庸先生见过三次，一次在海宁金庸小说研究会上，一次在西安金庸小说高峰论坛上，一次是央视《笑傲江湖》开播前的看片会上，最后一次共度一天，并与央视台长、《笑傲江湖》导演以及严家炎教授共进晚餐，其间相谈甚多。音容宛然，而人仙去，思之肺腑如摧。谨以此文奠于金庸先生灵前。
金庸小说：当代文化的一大景观
古人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在如今的清平世界中，自然是没有侠客的。但侠客已逝，其精神仍不绝如缕。今天，金庸小说的流行似乎还不仅仅是对失去的游侠时代的追忆，也不仅仅是对一种精神之美的祭奠，而是连结了传统与现代，并以一种诗意的方式指向未来，以其无可替代的功能和魅力打动了亿万读者。
金庸小说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一大景观，这恐怕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对于阅读金庸小说的态度，却是十分微妙而又耐人寻味的。随着思想的开放和学术的发展，学术界似乎也不再把金庸小说完全视之为无甚可观的“小道”，并且在大陆成立了“金学研究会”，也陆续出版了一些主要属于赏析性质的著作，但总的来看，仍未进入严肃的学术研究的状态。
对于金庸小说的评价，尤其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尖锐对立的看法。在迄今为止的大陆学术界，贬之者姑且不论，褒之者也大有人在，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先生甚至称金庸小说的出现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金庸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的光彩篇章。”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几位年轻教师编了一套名叫《二十世纪文学大师文库》的书，把金庸排在了第四位，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金庸小说：历史的必然的选择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喜爱并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的地位，是由其内在的品质决定的。从内容上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透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显扬，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有着内在的契合之处。金庸小说把传统文化塑造成了一座栩栩如生的雕像，使读者自觉不自觉地从中照见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尤其需要看到的是，近百年来，民族文化本体始终处于迷乱之中，可以说，重塑民族文化本体是每个国人深藏于内心的焦灼的期待，而金庸小说恰恰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尽管其中难免有偏失和迷误，但总的说来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从这一点上说，金庸小说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的选择。
金庸小说在形式上的成功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一，以传奇表现传统。传奇是自古有之并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说形式，但以传奇表现传统却是金庸小说的独创。金庸小说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甚至刻意追求超越细节的真实，直接诉诸人们心灵的最深层次，达到了理念的真实、文化的真实，从而创造了一种具有诗的功能的文化小说样式，以至幻至真为其突出特征。其二，从文化传统中的雅文化系统（大传统）和俗文化（小传统）的接合部切入，一方面以俗文化中的富有活力的文学形式向雅文化渗透，并因此把俗文化系统中的合理成分输入雅文化系统，一方面又把雅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理想融汇到俗文化系统去。这样，既超越了某些“俗”的方面，也超越了“雅”的方面，做到了大俗大雅。
金庸小说的“幻”指的是其细节的虚幻性，而“真”则指的是其文化的真实。金庸小说的“幻”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传奇的情节，二是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细节。在这方面，金庸小说主要继承了《庄子》、神话、传奇、志怪及神魔小说的艺术传统，并进行了现实性的改造。所谓现实性的改造，就是去掉了其迷信、怪异、荒诞的成分，使之具有更多的理念的真实性，借用“理之所无、情之所有”这句话也许更能说明这一特点。例如，金庸小说中的许多艺术化的武功，在实战状态中是不可能使用的，但读者并未因此而觉得金庸小说失去了真实感，更未因此而责备金庸小说的荒诞不经。其实，这还只是外在的表现，其内在的精神是借“荒诞不经”的形式来负载深厚的文化内容，金庸小说不仅继承了这一点，并且有了创造性的突破。金庸小说的“幻”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负载其文化意蕴而刻意设计的，有许多情节、武功简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极其形象、感人的图解。可以说，其“幻”的形式是其负载深厚文化意蕴的最为有力的、必要的形式，如果没有“幻”的形式，金庸小说便没有现在的文化深度。
同时必须看到，金庸小说“幻”而有度、“幻”而有法，不论是情节设置还是细节设置，均有其坚实的历史——文化依据，所以，这里的“幻”既不同于浪漫、夸张等纯粹的艺术手法，更不同于虚幻和荒诞的文体形式，而是直接诉诸文化本体，与文化本体是融合无间的。在这一点上，金庸小说对传统小说的创造性的转化是十分成功的。
金庸小说最大的突破：融历史于传奇
作为文化小说，金庸小说受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传统小说的极其深刻的影响，是对传统小说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实际上，金庸小说不仅要以表现传统文化为己任，甚至要以太史公的笔法来演绎“春秋大义”，这正是中国小说中史传传统的最好表现。古人说罗贯中“有志图王”不成才去作《三国演义》，大概是如同当年孔子、孟子不得行其道才退而著述一样，金庸先生早年亦曾想往政界一展抱负，怎奈时不我予，只好退而办报著述，我们且不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来评论金庸小说，只从对大侠结局的设计等许多方面流溢出的抑郁孤愤之气亦约略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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