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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学者用数字化诠释 首次开展较为系统、完整、精确的数字化解读

海口日报 2019-11-24 08:16

?海南学者用数字化诠释南海“更路簿”。▲《南海“更路簿”数字化诠释》新书发布会在海南大学举行。▲李文化在文昌老船长郑庆能家查看其祖辈留下的“更路簿”。▲李文化在潭门向老渔民求证数据分析准确情况。▲李文化在文昌、儋州等地询问当地老渔民相关“更路簿”情况。

南海“更路簿”

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已有2000多年历史。现存《更路簿》屈指可数,又被称为“南海天书”,用海南方言写成,利用文字和地图的方式描绘出的航海手册,记载了海南渔民生产作业线路及贸易线路400余条,并于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近日,海南学者李文化《南海“更路簿”数字化诠释》新书发布会在海南大学举行。该书从地理学、航海学、计算机科学等自然学科入手,首次对南海“更路簿”开展了较为系统、完整、精确的数字化解读。

□本报记者吴雨倩文/图

含有很多现代航海技术内涵

渔民“更路簿”

说起创作《南海“更路簿”数字化诠释》的初衷,李文化回忆,2015年12月14日,由海南大学主办的《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新书发布会在海南大学图书馆举行。机缘巧合,李文化萌发了对“天书”的好奇,也正式展开了长达将近4年的研究。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世世代代长期在南海诸岛进行捕鱼、航运和其他生产活动实践中,摸索、积累形成的记载南海航海路线、岛礁名称及水流等航海知识的手抄本小册子。与“更路簿”配套使用的还有罗盘,这些都是古时海南渔民远赴南海生产必备的生命护航器。“更路簿”等史料在海南渔民长期使用、传承、发展过程中所衍生的灿烂海洋文化,是人类海洋文明史上的一个瑰宝,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更路簿”的四大要素,分别是“更”、“起点”、“讫点”以及“针位”,那么,是否可以对“更路簿”进行数字化分析?从而多视角、多学科地系统研究“更路簿”呢?说做就做,李文化潜心开始了创作。

初始,他选取了潭门老船长苏承芬祖辈传承抄本“更路簿”(简称苏承芬祖传本)中有“更数”的记载,并根据苏承芬航海经验新创的“更路簿”(简称苏承芬修正本)中有里程记载的几条同航路更路(指起、讫点相同的更路),尝试对它们进行数字化分析,很快发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现象:随机选取的这几条更路的“里程”与“更数”的比值非常接近,大部分在10—12海里/更之间。这与《南海天书》所言“每更约60海里”的说法差异很大。

随后,李文化找到更多的类似更路进行比较,发现“每更约12海里”更符合实际情况,并进一步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同样没有发现“60海里”的说法。后经确认,《南海天书》中“60海里”为笔误,正确的说法应为“60里”,按1海里=1.852公里换算为16.2海里,与发现的“每更约12海里”的结果比较接近。

此外,李文化又对这几条更路的“针位”进行研究,发现根据罗盘“针位”对应的角度与记载的角度也非常接近。由此认识到海南渔民仅凭航海经验总结的“更路簿”中含有很多现代航海技术内涵,这进一步增加了他对“更路”进行数字化研究与分析的信心。

解决更多令人存疑的数据

数字“更路簿”

无论从历史学、地名学,还是航海学、海洋学等专业角度来看,南海“更路簿”都承载着我国渔民,特别是海南渔民在南海生产生活中的鲜活历史,是我国世代渔民在南海生产生活的历史缩影和文字记载,兼具文物价值、文献价值、理论价值,特别是在维护南海海洋权益方面的史料价值更为显著。

带着小有成效的兴奋,李文化在2016年暑假期间,对潭门老船长卢业发、苏承芬、陈泽明记录的三册“更路簿”约300条“更路”进行数字化处理。他首先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对“更路”中用海南渔民俗称命名的起点、讫点岛礁进行标准名称确认,然后是对岛礁经纬度进行确认,以及对岛礁大小范围的估计,根据现代航海知识论证“海上两点最短距离、航向”等理论计算公式,并经GoogleEarth验证,最后将公式用于“更路距离与航向估计偏差”等计算,得到更路的“航速”“航向”等数值。

验证的结果是,对部分“航速”偏离“12海里/更”过多的更路或记载距离与理论计算距离相差太多的更路提出质疑,如发现了某著作中苏承芬修正本的“白峙仔至大圈尾,用乾巽辰戌平,对135海里”这条更路的记载距离与计算距离“11.1海里”相差太大,经查证,《苏承芬修正本更路簿》原稿记载的这条更路实为“13里(海里)”,是该著作中的笔误。

李文化还用类似方法发现相关著作的另外几处令人疑惑的问题。为了解开这些疑惑,李文化通过网络方式搜索互联网上的相关资料,到专业数据库查询相关文献信息,到特藏部和设在图书馆的周唐工作室查找南海文献,多次到“更路簿”发源地——琼海潭门镇与文昌东郊椰林和儋州海头镇等地拜访老船长,求证“更路簿”版本情况、查看老船长收藏的海图等,细致考证。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断地努力和尝试,李文化已完成从文昌斧虎角(景心角)、木栏头(海南角)?海口的东赢沙(东营港)?澄迈的天尾(新南港)?临高的临高角?儋州的兵马角(灯塔)、观音角(洋家北村海边)?昌江的昌化(昌化角)、四更沙(四更镇海边)?东方的鱼磷洲、感恩沙(感恩角)等几乎全部西线沿海港口,俗称所对应的现代名称(标准名)的确认。并对老船长王诗桃某簿中出现的“临高上角”“临高下角”之谜,数次到临高角、新盈等港实地调查,与当地渔民交流、征集线索,进行了数字化的解读,目前基本可以圈定大概位置,基本上可以揭示“临高上角”“临高下角”之谜。

反映海南人民“祖宗海”实况

多彩“更路图”

李文化在4年间经历多个不眠之夜,仅仅为了相关计算模型推演。

由于“更路簿”涉及的自然学科门类较多,有地理学、航海学、地名学、历史学等,最重要的是必须找到岛礁之间的距离与航向计算公式。李文化借助现代航海学相关知识,结合自己的数学基础,查找相关文献,经过几个月的连续奋战,终于完成系列计算公式,并从多个角度进行检验,证明相关模型的科学性,为计算机批量处理3000余条更路数字化打下基础,心情非常激动。

基于计算模型的“更路簿”存疑问题的研究,有太多令人激动的时刻:《南海天书》将某簿某更路出现的渔民俗称“中沙”称为“中沙洲”,经数学模型检测,不符合实际情况,而解释为“中沙群岛”则更合适。为了更具权威性,李文化赶到了苏承芬老船长家中,从他收藏的南海地图中得知推算结果是正确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同时,当李文化发现越来越多的更路疑问通过数字化方法找到更符合实际的解释并最终由老船长或相关文献佐证后,《南海“更路簿”数字化诠释》提出的“存疑更路”的说法得到相关学者的高度认可。

另外,基于数字化方法,通过计算机进行数据比较与分析,发现某著作中的“冯泽明簿”实际并不存在,应为“陈泽明簿”。让更多的读者意识到“更路簿”传统研究方法存在诸多不足,急需要引用更多的交叉学科研究手段,避免出现越来越多的错误。

李文化从自然科学视角提出南海“更路簿”系列计算模型,通过大量实例验证模型的科学性,并以此为基础,一方面提出“存疑更路”概念,对其中部分更路进行辨析,通过田野调查辅以文献资料的佐证,结合南海海洋文化与历史,提出更令人信服的见解,维护南海“更路簿”的科学性与证据价值。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表示,李文化用计算机绘制出覆盖二十一册“更路簿”、3056条“更路”,涉及472条航路(包括南洋航路)、169个岛礁与港口的全新南海更路图,这比当前学者普遍认为的200多条航路多出一倍以上,是“更路簿”研究史上最新最前的一张多彩“更路图”,更加直观地反映了南海自古以来就是海南人民“祖宗海”的实况。

近年来,各级各类机构对海南渔民《更路簿》的研究形成一股热潮,集思广益全方位地挖掘《更路簿》的文化内涵、航海文明与史料价值,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作出积极贡献。

让更多人了解海洋历史文化

□本报记者吴雨倩

海南渔民独创的《更路簿》,是海南渔民世代在“祖宗海”耕海牧渔,用生命和鲜血凝聚而成的,是“风帆世代”每一个驾船到南海捕捞的船长手中必不可少的航海手册和实用指导书。到目前,渔民手中仍旧保留着一些稀见的手抄本原件,随着世代的发展,《更路簿》已经进入历史,成为一种重要的海洋历史文化遗产。

翻阅《南海“更路簿”数字化诠释》一书,专业化分析面面俱到,李文化创新的研究方法,为“更路簿”综合性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手段。诚如他本人所说,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很多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如南海岛礁标准地名与海南渔民俗称地名之间的精准对应问题,还需要借助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李文化的“野心”不仅仅止于此,他透露,接下来将继续加强“存疑更路”、加强新的渔民俗称对应标准地名的研究、绘制更全更准确的更路图集,保证这份历史文献的准确性与严肃性,让更多的人深入了解这份海洋历史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

李文化,1968年出生,现任海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海南大学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系海南省认定高层次“领军人才”。曾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曾主持与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与省自然科学基金3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及重大项目子课题3项、省社科基金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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