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五公”
■余秋雨
由唐至宋，中国的人文版图渐渐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文明因子向南倾注。海南岛，是这种整体变化的终极性领受者。
李德裕是唐朝名相李吉甫的儿子，自己也做过宰相，在宦海风波中数度当政，最后被政敌贬到海南岛崖州，才一年就去世了。这么一个高官的流放，势必是拖家带口的，因此李德裕的子孙就在海南岛代代繁衍。据说，今天岛上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乡南仇村的李姓，基本上都是他的后裔。在岛上住了一千多年，当然已经成了再地道不过的海南人，这些生息于椰林下的普通村民不知道，他们家庭在海南的传代系列是在一种强烈的异乡感中开始的。
从留下的诗作看，李德裕也注意到了海南岛的桄榔、椰叶、红槿花。他没有想到，这种生态环境远比他时时关切着的政治环境重要，当他的敌人和朋友全都烟消云散之后，他的后代却要在这种生态环境中永久性地生活下去。
海南岛人民把他和其他贬谪海南的四位官员通称为“五公”进行纪念，认认真真造了庙，端端正正塑了像，一代又一代。“五公”中其他四位都产生在宋代，都是为主张抗金而流放海南的，而且都是宰相、副宰相的级别。一时间海南来了那么些宰相，煞是有趣。主张求和的当权者似乎想对这些慷慨激昂的政敌开个小玩笑：你们怎么老是盯着北方疆土做文章，没完没了地念叨着抗金、抗金？那就抗去吧——一下被扔到了最南面。
但这些人不管谁来了都是岛上大事，都应该说几句。
先说李纲。宋高宗时做宰相，后来宋高宗自己改变了主意，也就把他流放到海南岛万安（今万宁）来了。1128年11月李纲和儿子渡海到琼州，向人打听万安的去处，人家说，万安离这里还有五百里路程，僻陋之地，去了根本找不到生活用品。走山路过去难免遭到抢劫，一般人总是先到文昌搭海船过去，如果天气好遇到顺风，三天可以到达那里。李纲一听，大吃一惊，已经到了琼州竟然还有那么多艰难的路程要走！他摇摇头长叹一声，先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准备上路，没想才三天，大陆方面来人急急通报，他已经被赦免了。那是求之不得的大喜事，涕泪交加地高兴了好几天，选了一个吉日，于12月16日渡海回去，在海南岛共逗留了二十来天，像一次短期旅游。短期就短期吧，海南岛依然认账，认认真真地算你来过了，而且算你带着冤屈带着气节来过了，供奉在庙堂里永久地纪念下去。
再说赵鼎。也在宋高宗时两度担任宰相，因主张抗金与秦桧闹翻，贬谪海南岛吉阳军（今崖城）。他是1145年上岛的，门人故吏不敢再与他通信往来，而秦桧却时时刻刻关注着他，他又一直在疾病和饥饿中挣扎。上岛第三年他托人渡海带话给儿子：“秦桧不会放过我，我如果死了，你们也没事了，我如果不死，你们却会麻烦。”于是绝食而死，死前为自己手书了出丧铭旌。文为：
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
与赵鼎同案的是曾任副宰相的李光和曾任枢密院编修宫的胡铨，他们也在差不多的时候被流放到海南岛。李光与赵鼎有过诗作上的唱和，胡铨来时赵鼎刚刚绝食自尽。李光和胡铨在海南岛住的时间很长，直到1156年秦桧死后才返回大陆。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平心静气地来体验海南岛了。尤其是李光，他在海南岛居留十余年直至八十多岁，他的案子曾祸及五十余家，跟随自己一起来海南岛的儿子又死在自己前面，自己的案情由于不断被人告发而一再升级，实在也是够惨的，但他的心态越来越强健，原因是他与海南岛产生了认同，可以有滋有味地享受四周的自然风光了。生活十分艰苦，但只要听说市上有猪肉卖，他也会乐呵呵地让小兵通知几个朋友来吃饭：
颜乐箪瓢孔饭蔬，先生休叹食无鱼。
小兵知我须招客，市上今晨报有猪。
李光喜欢上了海南，由衷地希望它好起来。他支持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遥想当年孔子曾希望鲁国变成一个文明的周王朝，如果海南也能大力推进儒学教化，孔子的理想说不定要在这里实现呢！“尼父道行千载后，坐令南海变东周”——他用诗句写出了自己对海南岛的信心。郡学落成那一天，他比谁都高兴。
他甚至并不盼望自己被赦回归，而是浪漫地幻想着如何在琼州海峡间架起一座长桥，把海南岛与大陆连结起来：
海北与海南，各在天一方。
我老归无期，两地遥相望。
宴坐桄榔阉，守此岁月长。
愿子一咄嗟，跨空结飞梁。
度此往来人，鱼盐变耕桑！
实在是一种异想天开的祝愿，海南岛已经让他放不下了。
这便是“海南五公”。五公祠二楼的大柱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楹联，文曰：
唐宋君王非寡德，琼崖人士有奇缘。
意思是，这些气节学识都很高的人杰被流放到海南岛，并不是唐代和宋代的统治者缺德，而是我们海南岛的一种缘分，要不然我们怎么结交得了这样的大人物呢？这番意思，这番语句，出于海南人之手，真是憨厚之至，我仰头一读就十分感动。
在被贬海南的大人物中，比“五公”更有名的还是那位苏东坡。苏东坡流放到海南岛时已六十多岁，那些与他为敌的政界小人捉弄了他那么多年依然不放过他，最终还要把他驱赶到孤岛上来，要说他对此很超然是不真实的。原先他总以为贬谪到远离京城，远离故乡的广东惠州也就完了，辛辛苦苦地在那里造了一栋房，把儿孙一一接过来聚居，刚喘一口气，又一声令下要他渡海。苏东坡想，已经这么老了，到了海南先做一口棺材，再找一块墓地，安安静静等死，葬身海外算了。一到海南，衣食住行都遇到严重困难。他自己耕种，自己酿酒，想写字还自己制墨，忧伤常常爬上心头。然而，他毕竟是他，很快在艰难困苦中抬起了专门发现生趣、发现美色的双眼，开始代表中国文明的最高层次，来评价海南岛。
他发现海南岛其实并没有传闻中的所谓毒气，明言“无甚瘴也”。他在流放地凭吊了冼夫人庙，把握住了海岛的灵魂。由此伸发开去，他对黎族进行了考察，还朝拜了黎族的诞生地黎母山，题诗道：“黎母山头白玉簪，古来人物盛江南”，认为历来海南岛所产生的优秀人物之多并不比江南差。
苏东坡在海南过得越来越兴致勃勃。病弱，喝几口酒，脸红红的，孩子们以为他返老还童了：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
有时酒没有了，米也没有了，大陆的船只好久没来，他便掐指算算房东什么时候祭灶，准备美滋滋地饱餐一顿：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
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吾。
他有好几位姓黎的朋友，经常互相往访，遇到好天气，他喜欢站在朋友的家门口看行人，下雨了，他便借了当地的椰笠、木屐穿戴上回家，一路上妇女看他怪模怪样哈哈大笑，连狗群也向着他吠叫。他冲着妇女孩子和狗群发问：“笑我怪样子吧？叫我怪样子吧？”
有时他喝酒半醉，迷迷糊糊地去拜访朋友，孩子们口吹葱叶迎送，他只记得自己的住处在牛栏西面，一路寻着牛粪摸回去。有两首可爱的短诗记述这种情景：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最后两句，诗人已把万里天涯当作了理想境界。
春天来了，景象更美，已经长久不填词的苏东坡忍不住又哼出来一阙《减字木兰花》：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种压抑不住的喜悦节奏，谁能想得到竟是出自一位年迈贬官的心头呢。苏东坡在海南岛居留三年后遇赦北归，归途中所吟的两句诗可作为这次经历的总结：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么说来，海南之行竟是他一生中最奇特、也最有意思的一段遭遇！文化大师如是说，海南岛也对得起中国文化史了。
（摘自《海南岛：阳光与水的叙事》中的“天涯故事”。作者余秋雨，著名作家、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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