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商的精神境界与历史贡献
海南商人因海而生，依海而长，海南商人自古越重洋，探商路。2011年6月广东海南商会向全球推出“海商”的概念，以“海商”作为全球海南商人的简称。在2011年于香港召开的第一届世界海商论坛上通过的《2011世界海商香港宣言》得到了确认，并已登记注册得到专用权，结束了海南商人没有专称的历史。
“海商”之称，寓意海南商人具有“海量”的精神境界。它指的是海南商人海纳百川，开放包容，放眼全球的情怀；充满冒险、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蕴含着海洋文化的特质。
充满冒险、开拓、进取、创新精神的海商，在海南历史上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巨大的；所展现出来的“海量”的精神境界，是值得称道、认真思考和深入发掘的。
大海与海南人文历史铸就海商精神境界
海南岛四面环海，犹如一颗晶莹亮丽的明珠，嵌镶在南海碧波之上；既有南海的狂涛和承载，又有五指山的静穆和幽深；还有南渡江的清澈，万泉河的婉约秀美。山海清淑之气，蔚为人文，被誉为南溟奇甸。海南虽处于祖国的边陲海隅，文化上也处于边缘性和非主流性，但却善于将古典与新潮融为一体，巧妙地把海外文化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氤氲浓郁的海洋文化气息。
海商以对大海的深切了解和超凡的领悟力，创造出与内陆不同的文化。大海浩渺无涯，不画地为牢，容易越过海域通往四海五洲，容易滋生全球观念。海量情怀由此而生。
海，汪洋恣肆，变幻莫测，引发人们奇思妙想，思维活泼；凭借舟楫，搏击风浪，锻铸了人们胆识和智慧，易于养成坚韧勇敢的性格。这是海商具有独立自由品格，充满冒险、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精神的源头。
碧海青山与人灵犀相通。海南的人文历史就是一部多族群、多人种，互相融和，“和而不同”的开放包容史。海南岛是一移民岛，先后移居者来自不同的族群和不同人种，有小黑人，落笔洞人、黎人、翁贝人（临高人）、哥隆人、闽南人等。就其主要而言有三个大族群，即黎人、翁贝人（临高语族群）和闽南人。
先是黎人，继而是翁贝人。黎人逐步退入中南部山区。翁贝人则以南渡江以西的地域为基地。翁贝人本系冼夫人的俚族。文献上把翁贝人与黎人皆称为“俚”，或称“俚僚”。宋代以后，闽南人又来了。他们带来先进的汉文化，在与翁贝人混居中，促进了翁贝人的汉化，宋代文献上或称之为“熟黎”，或仍混称为“黎”，没有自己的专称。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学术界发现才名之为翁贝人，或临高人。闽南人，被礼称为客，其语称为“客”语。三大族群和其它的苗、回、哥隆等族群，以及零星的各色人种，“和而不同”，各有坚守，互相忍让，和睦共处，携手开发了瑰丽的海南岛家园，共创了绚丽多彩的海南文化。这是一部敞开胸怀，笑迎八方来客，大开放大包容的历史。这是海商海量情怀的历史渊源。
北部湾首航海上丝路海商立下开创之功
秦汉海事活动，分为东向和南向两途。东向是求仙活动。秦始皇曾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仙药，一去不归。于今日本留有传说的徐福遗踪。
南向的海事活动发生于南海沿岸。海南岛，在秦汉之前已与楚国和中原相交往，出现了俚僚商人。与中原的贸易往来，诱发了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的动机，发动征伐岭南的军事行动。到了汉代，汉帝派遣由黄门译长率领“应募者”组成的船队，从北部湾启航，通往东南亚各地，或经接驳而到达印度东南部和斯里兰卡等地。
北部湾是秦汉帝国的内海，为海南岛、象郡、桂林郡所环抱。扼守北部湾南北两端进出口的是海南岛。北部湾海岸线弯曲，港澳众多，利于舟楫；又盛产文甲珠宝。有障寨、徐闻、合浦等良港，是海上贸易最活跃的地域，其中心在交趾首府龙编（今河内）。北部湾地区同中南半岛、南洋群岛海域连接，交通便捷，又有丰富的产品，足以彼此交换，同时培育了通晓语言和商路的海商。
秦始皇开通灵渠，南接珠江水系，可抵达北部湾；北向由湘江进入长江和黄河水系，可通往京都长安，便于朝廷对北部湾海上贸易的掌控。
以北部湾为海上丝路的始发港，显然是最优的历史抉择。作为由西汉朝廷派遣首次出使的船队从北部湾启航，揭开了绵延二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史。北部湾成为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始发港，海上丝路的发祥地。
北部湾是海商的摇篮。海商是先在北部湾海洋贸易过程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海商充当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立下了开创之功。
公元三世纪，孙吴开通了自番禺（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部海面，直穿西沙、南沙群岛海面而抵达东南亚各地的便捷航线。这一创举取代了从北部湾首航的旧航线，广州也因应取代龙编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但通过琼州海峡通往北部湾，仍然是地区性海上交通的要道。
从广州启航越海南岛东部海面而过的新航线的开通，促进了海南东南部海岸带的开发。振州和万安州沿海开发港口，使之成为中间补给、航线定向、和避风港的中继站港区。这条航线出现之后，自当摒弃沿岸航行、水陆接驳而通往印度的传统航道，改为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波斯湾和红海地区。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日趋繁盛，处于联结亚、欧、非洲的“广州通海夷道”上的海南岛，其地位愈显重要。航经这条海上丝路直抵广州的记载，频频见诸文献。
东南亚地区、印度，乃至西方的罗马的使节、僧侣和商人前往广州途中大多在海南东海岸泊船做短暂的停留，以便做生活品的补给，或因修理船舶、避风的需要。
海商于唐代驰骋南海丝路掀起一代风云
冼夫人（512—602年）在她收服了自高雷到海南的“千余峒”（包含翁贝语族群在内）之后，成为岭南俚族大联盟的盟主。被朝廷罢弃的儋耳、珠崖两郡，由她在南朝萧梁大同年间请命于朝，设置崖州（州治于儋州湳滩浦），才重归朝廷管辖之下。
冼夫人为海南人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唐代的海商驰骋于南海，掀起一代风云，固然同大庾岭道的开凿有关，与冼氏家族掌控南海贸易尤其关系密切。
大庾岭道是唐开元四年（716年）11月由张九龄奉旨开凿的。大庾岭道的开通而形成的北江—浈水—大庾岭道—赣江—长江而接连大运河贯通南北水运的大通道，取代了经灵渠的南北水运通道。
唐代中叶，海上丝路取代陆上丝路成为通往西方的主道。从广州启航穿越海南岛东部海面，必将在海南东南部停船以补给船上生活之需，因而海南岛更承担着中转补给、航线定向和避风港的作用。其地位的提升，有力地促进了海商的兴起。
冼氏“世为南越首领”，唐代初期，冯冼氏势力更达顶峰。从珠三角沿着南海北缘经雷州半岛至广西东南部，皆属冯冼氏势力范围。因其控制沿海地盘，从事南海贸易，冯冼家族富极一时。
武则天朝，冯冼家族趋向式微；但是其后裔如冯崇债、冯若芳者，仍然是地方帅臣、豪酋和大海商。冯崇债，位居临振郡别驾，因商而豪富。他同日本商人已有来往，对有意赴日之行的鉴真和尚格外有兴趣。公元748年11月，当鉴真一行到振州江口泊舟，冯崇债派400多名士卒到码头恭迎，并在郡城倾情接待。
冯若芳，万安州大首领、大海商。当鉴真一行来到万州时，他恭请入住其家，供养三日。此外，他同阿拉伯国家商人多有商务往来。
唐代后期，海商又有了新的发展。从自己生产商品，自造舟船，到贩运销售，均属独家经营。这种独家包揽产和销，并自造船舶，是当时海上贸易的崭新形式。
因应海上贸易的发展，唐代已经着意开发港口、码头。通潮驿（澄迈老城）、文昌七洲列岛、万宁独珠山（今大洲岛）、陵水东部和三亚市西南部海岸带的一些港口码头都陆续兴建。尤其独珠山港是“广州通海夷道”上的要港。
开发产品投入市场服务港口，促进丝路繁荣
宋室南渡，统治的重心具有海洋性帝国的特点，倚重海贸。东向和南向的传统分途海上贸易，衔接点正日渐从广州移往泉州。泉州贸易培育了闽商。闽商沿着海岸线南下并以海南为其商业据点，传播商业文明。加之在琼官宦的闽人的乡情牵引，闽南人纷纷移居海南，形成第三个移居海南的大族群。闽商的到来，为海商文化注入生机、活力，有力地推进了海商文化的提升。
宋代以降，海南在海上丝路地位和文明总体的提升，从宋人《诸蕃志》专设“海南”条目所描述的海上贸易繁忙景象，可以获悉。当时官员留下的言词、诗句云：“贾胡遥集，实为舶政之源”，“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从三亚至陵水一带，现今留下的唐宋至元的伊斯兰教徒的墓群，以及文献上有关于东南亚各国公差使臣途经东部沿海时，指定专供贡船停靠泊口的记载，就是南海各国贡船途经海南的见证。朝贡体制，含有藩属关系，也收互通有无之效。
为适应海贸需要，北宋曾有在琼州设立市舶司之议虽未果行，但在海南已经设置琼山、澄迈、临高、文昌和乐会等“市舶务”，作为市舶司的二级机构。标志着有规模化的商品投入海上丝路市场。原先所起到的中继站的功能，已经强化成为中转站。
完善港口设施和满足外商的劳务需求，成为海商的一个重要商机。神应港原名白沙津，于1188年开发成良港，易“白沙”名为“神应”。神应港成为岛内外交往的中心。入元代之后，闽浙商舶依然纷至。1293年于设立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负责按照市舶条例征税，直到1311年才被罢革。
澄迈的通潮港、琼山的烈楼港、琼海的潭门港、万州的港门港、万安军城东口、昌化城西河口等，在宋代或作加深改善，或属新建。水运交通较前有所改善，越发便捷。例如，在神应港与对岸的徐闻呇磊驿有渡船相往来；在琼山烈楼港与徐闻那黄渡间设有对开船舶。
在海南岛西海岸的昌化（今昌江县）城西有贞利侯庙，“商船祈风于是”。在东南海岸的万安军城东，亦有船主都纲庙，“舶舟往来，祭而后行”。
海南岛的产品是经历着不断扩大的过程，是从高端朝中低端发展的。秦汉时期，是以盛产明珠、玳瑁等高端产品著称。隋唐期间，已经扩及纺织、角器、五金、木具，以及舟楫，供应对象扩大了，进入民间的地主、商人、富户之家。宋代，更加扩展到注重于农产品的贩运，如香、槟榔、吉贝等。
海南“俗以贸香为业”，又以槟榔为命。槟榔一年运往“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越南、柬埔寨等地，更为主要销售地。吉贝（棉布），自汉唐至宋，均当贡品，精美一时，工艺一脉相承。南渡江以西一带棉布纺织技艺，犹为高超和普遍。研究有素的梁敏教授认为，黄道婆是向翁贝语族群学习纺织技艺，回到松江后，经过她的改良和传播，终于引发棉纺织革新。一种崭新的棉布驰誉神州大地。并通过海上丝路输送到海外各地。
投身于大航海热潮争当时代弄潮儿
16世纪是发现新大陆，开通东方航线，肇始世界一体化的海洋商业殖民的时代。在大航海时代，海商又有突出的表现。
海商最早加入海上长途贩运行列的是万宁廖瑄。
他在明中叶就已经驰骋于南海与经大庾岭的南北水运大通道上，并在这条大通道的南运河商业重镇东光（今河北沧州）建立商业据点。此地距海南有数千里之遥，非腰緾万贯巨贾，不能胜任。明代前期的海商，当以廖瑄家族为杰出代表。
明末，海瑞之孙海述祖继之而起，竟然违规制造长28丈，桅高25丈，可张24帆的巨舰，冲破险阻从事海上贸易。如此巨舶，除郑和宝船外，唯明代徽商汪直船可以比拟。钮琇以神话的形式，在《觚剩》一书中简约记述了海述祖海上贸易的业绩。神话隐喻海商经营海上贸易遇到的种种险阻和打击，既要经历海浪风波的险情，又受官方苛酷征索，还要与西方商人做商业上的竞争，但海述祖终于化险为夷，取得商业的成功。这正是海商所具有的冒险、开拓、创新、进取精神的生动写照。
以办实业反馈桑梓或慷慨解囊以救国
海商是路径的开辟人，文明的传播者。文明因商而播，因海而传。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是在海商的领路下出现的。390多万琼籍华侨华人，就主要分布在这块环绕南海的弧形岛国——东南亚各地。其主要原因，与地缘密迩，海域相连；与中国同南海诸国间的宗蕃关系也有关系。
富有海洋文化素质的海商，入清之后心志愈加开阔。不以侨居东南亚洲为满足，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允开琼州为商埠之后，海商与美、日、英、德、法等国商人有了直接的交往，越发远渡重洋，走向全球。
在南海地域，海商置处境恶劣于不顾，一味奋发图强。嘉、道年间，我国出南海贸易的海船有315艘，其中有93艘小船属于海商。这93艘船中有50艘是开往暹逻的。于宣统元年（1908年），成立华暹轮船公司，从事海上航运。清末时期，在东南亚的新加坡、潘拉克、西贡、盘谷、顺化、赤隆、金峰等地，均设有海南华侨会馆。时至今日，还可看到海商“下南洋”的历史遗存：新马泰等国的许多政要，都是海南人的后裔；海南人在新加坡人口中约占7％。
华侨居异邦而心系桑梓，实业报国。海商何麟书（家居乐会县）于1906年最早把巴西橡胶引种回故乡，在定安创建琼安胶园，并取得成功。后传播到广东、云南、台湾等地。他堪称为中国橡胶之父。海商造福桑梓，功在千秋的功德，值得弘扬。
就近代海商而言，最值得称颂者当首推文昌宋耀如。他到美国之后，为了追寻他的梦，放弃继承遗产，先到缉私船上服役，继而入圣三一学院和神学院攻读、深造。他学有所成之后，毅然返归故土，立志报效祖国。
宋耀如始在上海进行传教布道，并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后转身出任洋行买办，终于成为积资万贯的富商。他慷慨解囊，以积攒的资金赞助革命，成为孙中山革命经费的重要来源。这种豪情、义举，堪当以商救国的典范。
宋耀如还培育了影响中国一代政治生活的三个女儿——宋氏三姐妹：蔼龄、庆龄和美龄。他谱写了绚丽多彩的人生。
白、邱、海三公与海商的海量思想境界
海商的海量思想境界，在高踞于文化高地的本地人白玉蟾（1194—？）、邱濬（1421—1495）和海瑞（1514—1587）等的遗著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白、邱、海三公，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境遇，但都具有海量的情怀和胸襟气度。邱、海具有浓厚的重商思想，把传统和新潮相结合，折射了海南海洋文化的特质。
三公遗著所蕴蓄的，以及海商所展现的海量精神境界，是丰富多彩的海南文化的核心。“2018世界海商（博鳌）高端论坛”的主旨：“新时代，新海商，新发展”，必将激励全球海商传承、弘扬北部湾首航丝绸之路的开创精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投入筑梦一路一带的伟大事业中去。
海商，承载着千千万万世界各地海南人的深情厚望。
作者简介
叶显恩，海南省临高县人，生于1937年7月。196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1965年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进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建明清经济史研究室，任室主任、研究员。先后任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理事和中国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中国经济史研究会会长等，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本文是原稿的摘编）
（本版由广东省海南商会秘书处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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