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审查“红头文件”不能止于纠错
■张淳艺
“现实生活中，规范性文件损害公民合法权益，影响法制权威统一的现象并不少见。”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首批典型案例发布。据介绍，2016年1月到2018年10月，全国一审行政案件收案数共65万余件，其中，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约为3880件。（10月31日《南方都市报》）
规范性文件，俗称“红头文件”，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重要依据。两年多来，3880件“红头文件”被附带审查，这一数字从侧面折射出当前规范性文件“任性”情况还比较常见。根据规定，规范性文件要认真评估论证，进行合法性审核，不得增加法律、法规规定之外的行政权力事项或者减少法定职责，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但现实中，一些部门、地方受利益驱动，乱发文件，违法规定审批、发证、罚款、收费，严重损害了公民的权利。诸如“复婚不准操办酒席”“按教师学科分配生二孩名额”等奇葩规定，既干扰了民众生活，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经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法院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法院可在裁判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向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提出修改或废止该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建议。除了纠错外，对于“红头文件”的审查，目前并没有追究责任的配套措施。事实上，司法建议属于建议性质，不具有强制力，因此，不排除一些行政部门在接到法院建议后依然我行我素。同时，只纠错不问责，难以让决策者对“红头文件”产生敬畏，会造成奇葩政策“摁下葫芦浮起瓢”现象。
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对规范性文件加强监督检查，“发现存在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的，要加大查处力度，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和直接责任人员，依纪依法追究责任。”有关方面应进一步细化问责机制，探索与法院建立工作衔接机制，推动行政监督与司法监督形成合力。对法院审查认为不合法的“红头文件”，要及时予以纠正，并严肃追究制定机关和有关人员的行政过错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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