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代际视角看“文学青年”
从代际的视角出发，讨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变迁，是一种颇为常见的叙述。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1936年生命的最后阶段，曾几次谈及“正在成熟起来的一个新的计划”，即：写一部有关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所谓四代，即例如章太炎辈算一代，他自己一辈算一代，瞿秋白同志等辈算一代，以及比瞿秋白同志等稍后的一代”。这个宏大的计划甚至有了雏形（“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一直写到现在为止”），可惜最终没机会完成。接续鲁迅的思路，后来李泽厚提出，可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解放的一代（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和红卫兵的一代，这六代人“缩影式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无论“四代”，还是“六代”，上面的代际划分着眼于现代中国的整体进程，并非只是依据自然的年龄差异，“辛亥”、“五四”、“大革命”等一系列称谓，也意味着每一代人的精神风貌、行动取向呈现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并为情境中的思想和事件所塑造、凝聚。具体到发生期的新文学运动，我们或许可以观察到三代人的相继“登场”及共同“在场”。1922年，胡适在为少年诗人汪静之《蕙的风》所作序言中，就提出了这种划分：
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远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长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
……
但不久就有许多少年的“生力军”起来了。少年的新诗人之中，康白情、俞平伯起来最早；他们受的旧诗的影响，还不算很深（白情《草儿》附的旧诗，很少好的），所以他们的解放也比较容易。
……
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最有希望的一个。
三个阶段的衔接，构成了新诗从旧诗中“破茧而出”的解放历程，有关新文学发生期“三代人”的分别，其实也包含在这一论述中：除了“我们”——《新青年》的元老们，“他们”——康白情、俞平伯等新潮社成员，胡适已将“五四”之后涌现的、比新潮社成员更为年轻的一代，如汪静之这样十七八岁的中学生，纳入到代际的考察中，这恰好对应于鲁迅所言四代知识分子之中的后三代人。
在新文学最初的“戏台”上，“先生一代”无疑是活跃的主角，正是因为他们的理论鼓吹和大胆尝试，充满争议的新文学才有了可能。但不容否认，这些学者、教授、文人、乃至政客们的文学生涯，大多有点“敲边鼓”的性质，除了周氏兄弟这样独异的个体，风潮过后，多数人回归了自己的“本业”或“主业”。新诗的发明人胡适就说：对他而言，文学只是一种娱乐，哲学史才是他的职业。
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来界定的话，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比如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政治学家罗隆基，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心等即是。
虽然，日后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傅斯年、罗家伦、郑振铎等人的文化形象，与后来的“文学青年”们还是有根本的不同。简言之，在他们那里，文学活动本身尚不能单独成立，对文学的关注勾连了更为广阔的思想文化构图。
1919年下半年，北京大学选派五四运动中的几位学生领袖出国留学，后称“五大臣出洋”，象征了五四运动落潮之后，新一代精英借助“运动”中聚积的资源，开始进一步开展各自的理念。为了不使新文化运动自我空洞化，选择学术上的发展，就是新潮社的基本取向，大部分成员在短时间内都留学国外。
“主角”虽然散了，但新文学的“舞台”并没有就此空下来，在短暂的沉寂之后，特别是在1922年左右，“一个普遍的全国文学活动开始来到”，其突出的标志就是众多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如尼罗河的泛滥”。这些小社团、小刊物，聚集了当时新文学最主要的追随者，即“青年学生以及职业界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年龄、位置、身份、以及境遇上，与五四时期的人物也有了显著的差别。考虑到“五四”之后的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吸引了众多来自各地的青年，一些当时活跃在北京的青年作者，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王鲁彦、许钦文、胡也频、沈从文等。
并非巧合的是，上述青年作者大部分都是1900年以后生人，比起傅斯年、郑振铎等人，又刚好晚出生了10年，属于鲁迅曾说起的“虽生于清末，而大抵长于民国，吐纳共和的空气”的一代。五四运动发生时，他们因年龄尚小或远离现场，多数没有参与这场运动，更多作为旁观者，感受到了“五四”的冲击力，即使有所参与，甚至担当主力，但影响力更多局限在地方性环境中。1920年代初，当他们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五四运动已经落潮，他们也错过了进入历史的最佳时机，只能在运动的“余波”中开展自身的可能性。从知识结构上看，无论《新青年》的“先生一代”，还是新潮社的“学生一代”，基本属于精英性的知识阶层，在不同领域各有学问根底；相较之下，这些新文坛上的后来者们，则明显处于劣势，除少部分就读于正牌大学，更多人出身边缘的二三流学校，或只是身份模糊的旁听者、自学者。随着新兴出版事业的繁荣，诸多报纸、副刊、杂志以及最新的出版物，成为其中不少人主要的知识来源，沈从文就曾老实坦白，自己创作知识的来源，“除了生活底子外，不外上海和北京几种杂志和报刊上的文章和商务、中华的一些翻译小说”。对于青年作者知识匮乏、修养欠缺的讥讽，不仅出自立场保守的人士，即使在新文化群体的内部，也往往屡见不鲜。
简言之，“五四”后新文坛上出现的更新一代，主要由一批自由流动的中小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纷纷离开故土，来到城市之中，或求学、或旁听、或追求朦胧的人生理想。由于社会位置相对边缘，他们也主要是作为追随者、模仿者，加入到了正在形成的文化秩序当中。虽然，其中的大多数，一直处于无名状态，注定要被淹没成文学史模糊的背景，但正是有了他们的热情参与，作为伦理革命、思想革命之延伸的新文学，才有可能从一系列激进的理念和形式，落实为活生生的文化实践与生活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不只构成了新文学的社会基础，甚至可以当作新文学真正的历史主体来看待。如果要寻找一个群体命名的话，“文学青年”大概是最合适的称谓。
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记忆中，说起“文学青年”这个形象，总会带来一系列特殊的联想，对应于种种敏感、夸张、不求甚解、又自我戏剧化的人格状态，但这个群体的文化及政治潜能，却一次次被历史证实，“文学青年”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一个特定的人格谱系。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一个人在年轻时，会天然地亲近于文学，但作为一个群体，“文学青年”的生成却并非如此自明、纯属“天然”，一系列外部与内部的社会条件，诸如新式教育的扩张、都市文化空间的形成、印刷资本的发展、各种社会场域的分化，以及现代文学观念与自我观念的兴起，都可能作用其间。在新文学发生自身的线索中，“文学青年”的出现，更可以看作是一个“后五四”现象，他们与上一代人在文学关联方式以及人格形象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就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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