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的最后时光
5月17日，展现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生活历程的电影《音乐家》在中国大陆正式上映。
冼星海的名字在中国可谓是妇孺皆知，他的《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生产大合唱》都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冼星海抗战胜利后在莫斯科病逝，他在国外的境遇如何？其生命的最后时光又是怎样度过的？
冼星海的这段经历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80年代中期，曾经帮助过他的哈萨克斯坦音乐家与冼星海家人联系后，人们才了解了这段历史。随着电影公映，冼星海生命的最后画卷向观众缓缓铺陈开来。
从延安到苏联
1938年底，冼星海和夫人钱韵玲经西安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放下成见，联合抗日。冼星海当时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抗战音乐工作，军委会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方面的陈诚，副主任是周恩来，第三厅主要负责抗战宣传工作，汇集了文艺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徐悲鸿、臧克家、洪深等人，由郭沫若担任厅长。
冼星海在武汉军委会政治部的工作并不愉快，于是便应周恩来之邀去了延安。作为国内有名的音乐家，冼星海在延安受到热烈欢迎。1939年1月，冼星海出任延安鲁艺音乐系主任和教授。延安时期是冼星海音乐创作的高峰期，他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等近百首反映抗战和革命题材的音乐作品，周恩来曾这样表扬冼星海：“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在鲁艺教书期间，冼星海除了教学、创作外，还将大量时间用于筹备晚会、教唱歌曲和指挥乐队。延安的机关、部队和学校非常流行大合唱，而指挥恰恰是冼星海的长项，他在法国留学时专门学过指挥，他的学生李焕之回忆说：“星海同志的指挥方法是十分有生气、有活力的，虽然他自己的歌声并不响亮，有时还唱得不太准，但这也无妨，因为他善于引导演唱者去获得丰满有力的歌声，他善于启发演唱者对于作品的理解，他善于使演唱者精神贯注。”
冼星海到陕北不久，八路军电影团团长、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导演袁牧之点名要冼星海为影片配乐，因为当时延安缺乏设备，所以中央派袁牧之和冼星海等人去苏联完成电影的后期制作。
1940年5月，冼星海一行离开延安去西安，10月中旬离开西安，后来又在兰州耽搁了一段时间，11月才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此间，冼星海见到了知名作家茅盾，他与茅盾谈起他的《民族交响乐》创作计划。茅盾在《忆冼星海》中记述了他们的对话：“"你预备在旅居苏联的时候写你这作品么？""不！"他回答，"我去苏联是学习，吸收他们的好东西。要写，还得回中国来。"”
此时的冼星海没有料到，他再也没有回到这块生养他的土地。
回国受阻，滞留乌兰巴托
由于苏联党和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冼星海一行在莫斯科受到礼遇。苏联环境安定，技术精良，有关部门很快便将《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全部洗印出来。冼星海与袁牧之通力合作，电影后期制作十分顺利，闲暇之余，冼星海还创作了一些交响乐和歌曲。可以说，他初到苏联的日子过得非常惬意、悠闲。
天有不测风云，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突然对苏联发动了进攻，苏德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突然，莫斯科陷入一片混乱，已基本完成的《延安与八路军》底片在撤退中不知所终。
在这种情况下，冼星海与袁牧之决定借道新疆回国。当时统治新疆的盛世才是个亲苏派，与中共关系也不错，1930年代曾有不少共产党人在新疆工作。但冼星海他们没有料到盛世才是个不折不扣的两面派，他看到德国进入苏联，兵临莫斯科城下，认为苏联迟早会垮台，于是便有意疏远苏联和延安，和重庆政府眉来眼去。在这种情况下，冼星海他们借道新疆的计划流产。
就在这时，又传来一个好消息。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在国内被阎锡山的部队误伤，正在苏联养病，迫于当时局势，林彪不得不中断治疗回国。林彪是中共名将，回国不仅有专机，而且还持有国民政府颁发的边境特别通行证，非常方便。冼星海等人准备扮作林彪随从，随同他一起回国。
对于冼星海的要求，林彪一口应承。但不知什么原因，在冼星海等人准备登机时，林彪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拒绝他们上飞机，只许诺给冼星海他们带封家书。林彪为什么变卦？背后又有什么鲜为人知的秘密？无人知晓。
1942年春，走投无路的冼星海等人来到蒙古乌兰巴托，找到当地一家中国工人俱乐部住了下来。这家中国工人俱乐部是旅蒙华侨的群众组织，开始是赤色职工国际领导，后来归口蒙古工会中央理事会直接管辖。关于冼星海等人在乌兰巴托的遭遇，工人俱乐部职员王荣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昨天夜里来了几个来历不明的中国人，就住在俱乐部的一间教室里……从这些人的外表看，一个个面色苍白，头发长得很长，身上穿着沾满油垢的蒙古式旧棉衣和旧毡靴……”
当时冼星海和袁牧之为了保密，在国外都是使用化名，工人俱乐部的人都以为这是一群无家可归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竟然是中国赫赫有名的艺术家。俱乐部当时缺人，于是向上级申请增加编制，将冼星海他们安排到俱乐部工作。
工人俱乐部是乌兰巴托华侨唯一的文化娱乐组织，内部机构很健全，有文教组、戏剧组、音乐组和体育运动组等好几个部门。俱乐部负责人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安排了工作，冼星海担任了音乐组教员，袁牧之当了戏剧组导演。俱乐部职员王荣和冼星海住在一间屋子里，与冼星海接触最多，据他回忆，冼星海非常谦虚，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大音乐家，只是说与大家一起学习。
在冼星海等人的组织下，乌兰巴托工人俱乐部的工作走上了正轨，每周都要举办讲座、大合唱和音乐会，成了乌兰巴托华侨和市民最喜欢的地方。这个现象引起了蒙古文艺界注意，但一直没有搞清背后的原因，直到后来了解真相后才恍然大悟——而那时冼星海已去世多年了。
在哈萨克斯坦的日子
1942年初冬，冼星海告别了乌兰巴托工人俱乐部，经莫斯科辗转来到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
初到阿拉木图时，冼星海居无定所，食不果腹，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所钟爱的音乐，尽可能参加一些音乐活动和演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认识了冼星海，当时冼星海抱着一把小提琴，贫病交加，无家可归。冼星海不会讲俄语，只会说汉语和法语，虽然语言不通，但音乐家的心是相通的，拜卡达莫夫邀请冼星海住到家里来，为他提供了相对优越和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
冼星海在拜卡达莫夫家中住了整整一年，与这位热情的音乐家结下了深厚友谊。在这段安定的日子里，冼星海创作了哈萨克题材的英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还搜集整理了几十首哈萨克民歌和民谣。拜卡达莫夫也看出冼星海具有杰出的音乐才华，于是推荐他到新成立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库斯坦奈州音乐馆担任音乐指导。
1944年3月19日，库斯坦奈音乐馆举行竣工典礼，并组织了卫国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场音乐会。冼星海为这场盛会奉献了自己创作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阿曼盖尔德是哈萨克斯坦人民熟悉的民族英雄，冼星海演奏结束后，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冼星海激动地连连鞠躬致谢：“你们听懂了我！”
库斯坦奈条件十分艰苦，关于这段经历，冼星海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如此描述：“营养比在阿拉木图更差，自己的衣服和手表等拿去市场出卖，还不够供给几个月生活，薪金实在是不多，经常还要断顿。膳堂的纸证虽然发给，但不发给早晚餐营养品，只有等到月底才能领到一些，即使领到也只够三四天吃。”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冼星海在库斯坦奈十月大街嘈杂的旅馆里谱写了十几首歌曲，还完成了表现中国民众抗击法西斯侵略的《中国狂想曲》钢琴部分。《中国狂想曲》是冼星海最后一部作品，以旋律明快的广东、陕西和山西民歌为基调加以变化发展而成，是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完美结合，可以说是冼星海的主要代表作。
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冼星海患上了严重肺病，1945年初，冼星海到莫斯科治疗。在莫斯科期间，冼星海得到李立三的帮助和照料，后来在苏联国际救济总会帮助下，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去世。消息传到阿拉木图，拜卡达莫夫这才知道当年自己收留的那位落魄中国艺术家原来就是赫赫有名的冼星海。
哈萨克斯坦以宽阔的胸怀容留了这位中国音乐家，在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街，街道尽头，矗立着冼星海纪念碑。
新闻推荐
敲击曾侯乙编钟“变身”2000多年前的“乐师”、App掌上畅游博物馆、360度近距离欣赏文物……“5G智慧博物馆”18日在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