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日记带有生命体温的记录
今年3月，是竺可桢先生的130岁诞辰。竺可桢是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之一，他不仅是我国近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曾执掌浙江大学十余年，至今浙大仍然有一个竺可桢学院。
竺可桢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因逢战乱，保存下来的，只有1936年到1974年的日记，共计38年零37天，900余万字。竺可桢日记内容庞杂，行文简约，既有科学研究的各种资料，也有不少生活琐事，其中有几则关于春节的记录，看似平常，其实背后颇具史料价值。
内举不避亲，唯才是用
抗战爆发后，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带领下踏上了流亡办学的道路，先后辗转江西、广西、贵州，最后落脚遵义。1939年初，竺可桢到贵阳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迁校事宜，恰好遇到遵义湄潭人氏陈世贤和宋麟生，两人劝竺先生将学校迁往湄潭。为了向竺可桢“推销”家乡，陈世贤介绍遵义一带“出产甚丰，肉每元七八斤，鸡蛋每元100个，米三元一石，其地有水多鱼”。竺可桢听后大喜，亲自来湄潭考察，湄潭县长严溥泉告诉他，要把文庙、民教馆等最好的房子提供给浙大使用。竺可桢甚为满意，在日记中写道：“湄潭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迁校湄潭之议遂成定局，一个对中国教育文化有深远影响的行动，悄然开始。
浙大师生在这个世外桃源安静地读书学习。中国抗战也到了最困难的时候。转眼到了1943年，2月4日是农历除夕，当时除夕、春节皆不放假，和平常一样，所以竺可桢照常到校办公，他在日记中写道：“八点三刻至迪生寓中。九点半至校，任美锷来。又晓峰偕陈乐素来。陈系援庵之子，向在香港，近携其眷属六人来此，费二万元。晓峰为之奔走，由于斌主教及教部资助，仅得万余金而已。”
竺可桢所说的“迪生”指的是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字迪生，他是中国第一位留美文学博士，学衡派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学衡派在文化主张上属于复古派，与胡适、陈独秀等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观点相反，学衡派虽然主张复古，但其代表人物譬如梅光迪、吴宓等人都是留学出身，并且大都是研究西方文学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学衡派根据地在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梅光迪是这里的西洋文学系主任。而竺可桢原来也在东南大学任职，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带来了不少东南大学同事和学生，像梅光迪和日记里提到的另一个人物张其昀（字晓峰），都是竺可桢担任校长后从东南聘任的。梅光迪任浙大文学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张其昀是史地系主任和史地研究所所长。因为这个缘故，有人说竺可桢任人唯亲，所用不是门生就是旧人，对于这个问题，浙大教授谈家桢在《回忆当年竺校长》中这样写道：“这是事实，但却是很有道理。因为这些东大来的教授，绝大部分是极为宝贵的人才。如胡刚复、王季梁、梅光迪和张其昀都是举国著名的学者，别校想聘也聘不到哩！浙大为什么不要？竺先生在东南大学时，已经洞悉他们的学行水平，为什么不把他们请来呢？”谈家桢认为竺可桢这才是真正的内举不避亲，也是真正的唯才是用。
竺可桢在除夕和春节日记中大篇幅提及的陈乐素是著名历史学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公子，抗战期间在香港英华女子中学教书。香港沦陷后，竺可桢欲聘在港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来浙大，但陈已答应了西南联大，于是向竺可桢推荐了陈乐素，说“他适合接替我”。陈乐素携带妻女远程来黔，花费甚多，竺可桢觉得过意不去，在张其昀奔走下，由教育部和于斌主教资助了一万多元，算是帮了陈乐素一个大忙。日记中提到的“于斌主教”是一位著名宗教人士和社会活动家，抗战期间主持难民救济工作，并多次赴欧美游说，呼吁国际社会支援中国抗战。
除夕当天，虽然政府不提倡，但还是有不少同事到竺可桢家中拜年，竺可桢非常高兴，他在日记中一一提及。更让竺可桢高兴的是儿子希文也回家过年，“渠（指儿子希文）在家度元旦（春节），抗战以来此为第一次。梅儿昨晚起床吃年夜饭，今日仍未起”。希文大名竺津，是竺可桢长子，高中毕业后投笔从戎，报考了军校。竺可桢虽然希望儿子能够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但最终还是支持孩子的选择。日记中的“梅儿”则是大女儿竺梅，抗战胜利后投奔解放区，1940年代末因哮喘病发作，在大连去世。
校务会议讨论柴米油盐
1949年1月28日是农历除夕，竺可桢在这天这样记录：“学生方面扮有旱船、狮子、龙灯、蚌壳精等，并有飞机等纸扎之彩。学生等颇热烈庆祝，而教员则忙于谋生，食不饱，衣不暖，故可谓毫无兴致也。”
作为一校之长，竺可桢心情一点都不乐观，更不会“喜形于色”，他要为教职工生计考虑。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战前一担米六七元，如今已涨到千元。全国各地都有抢米风潮，素有“天堂”之称的杭州市面上商品奇缺，各种食品被抢劫一空。浙大大部分教职工生活无以为继，纷纷来找竺可桢，向学校借钱度日。竺可桢夫人陈汲也向他说家中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竺可桢苦笑着对夫人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回看你这个巧妇怎么办？”1948年除夕夜，他们的年夜饭是霉米饭。
1949年春节，摆在这位教育家和科学家面前的难题是全校师生的生存问题，他接连召开会议，研究捉襟见肘的经费开支和师生生活，他在日记中叹息：“校务会议讨论柴米油盐，恐怕中外教育史上没有先例。”
1949年春节前后，竺可桢分别派员到杭州附近的萧山、兰溪、富阳等地黑市上购买一些高价米、油和木柴，以备不时之需。一些教授也走出书斋，数学系的苏步青在富阳乡下集市和小贩讨价还价，为学校买回100多担木柴。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
1950年春节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也是竺可桢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农历新年，此时他已离开浙江大学，进京担任了中科院副院长。
这一年春节是2月17日，天气晴暖，午后竺可桢和夫人陈汲、女儿竺松去北海团城拜会老友王天木，王是文化部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是个有名的科学史专家，竺松在那里看到了指南车、计里鼓等许多有趣的东西。
从王天木家中出来，竺可桢与妻女在北海散步，“因连日天暖，而9日、10日雪后冰又不平，故今日滑冰者只限于漪澜堂前一小块上，有七八小孩而已。自漪澜堂至湖，余与松、允敏在冰上走到五龙亭。面上冰多融，故不滑，但觉湿而已。至九龙壁由后门回家。”从这些文字中，看出竺可桢心情非常轻松、惬意。
初二下午，竺可桢带妻女参加科学院举行的春节游艺会，游艺会在协和医科大学礼堂举行，“郭沫若、严慕光致词后，即开始游艺节目，有清唱、双簧及协和同人之腰鼓，辅仁大学之横笛独奏、钢琴独奏与独幕剧《把眼光放远点》，六点半回。”
初三上午又和妻女去厂甸游玩，厂甸是老北京春节最热闹的地方，竺可桢看来是早闻其名，他在当天日记中这样说：“至厂甸，为北京新年乡人集会购古董瓷器玩具之所，本年只见小孩玩具如气球、花脸、纸花、金鱼、小吃、陀螺、糖果、玩具之类。”竺可桢夫妇和孩子在这里逛了整整一个中午，直到午后才回家。不一会儿，郭沫若夫妇带孩子来拜年，郭沫若时任中科院长，和竺可桢是同事，对竺非常尊重。
记录历史的形式是多样的，日记这种带有个体生命体温的私人记录，也许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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