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金锁”与“红楼”
编者的话
今年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用“传奇”二字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的。她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声名鹊起、大放异彩,风头一时无两。几十年后,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女作家在美国深居简出,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胡兰成眼中,她是民国时期的临水照花人;夏志清说,凡是中国人,都应该读张爱玲;木心说,她称得上“活过”“写过”“爱过”。
张爱玲这一生写了什么?
无非是食色性也,迎来送往;无非是日常生活,鸡毛蒜皮。但是,借助这些看似普通的材料,张爱玲用文字搭建了一座华美又苍凉的红楼。张爱玲本人就住在她修筑的红楼里,这里有尘世间男男女女的喜怒哀乐,有她经营一生所创造的风景。虽然主人不太希望外人进来,但是隔着大门朝里边望一望总还是允许的。这座红楼的大门上挂着一把金锁,不打开它,外人连望一望的资格都没有。
金锁:“黄金的枷”
读过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人,很难忘记那副锁在曹七巧身上的“黄金的枷”。张爱玲写人、写事、写爱情,往往会将那些温情脉脉的表象撕破,把一切谎言和诺言都还原到它们最为本质的层面上去。
正像《金锁记》意味深长的结尾一样:“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这副“黄金的枷”不只套在曹七巧身上,更套在了张爱玲的身上。张爱玲一生为金钱所扰,年轻时如此,老年时亦如此。
父亲吸鸦片、母亲又好打牌,从小到大,张爱玲见惯了家中因为金钱问题而上演的一出出悲喜剧,让她太早地明白了人间万事皆不过如此;当父母离异、继母带着给她的两箱旧衣服入住张家之后,张爱玲更是觉得一切人、一切事都不能信赖,金钱成了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
张爱玲一生摘不下的“金锁”背后是安全感的缺失。张爱玲从来不避讳其创作背后的经济目的:她曾因为被指责多领了“一千元灰钿”而与人在报刊上打了几个月的笔仗,也曾心不甘情不愿地为电影公司编写剧本,还曾经为研究中心撰写过调查报告。这些无聊的论争和死板的文字皆非张爱玲之所愿,她甚至不喜欢那些被后人称道的翻译作品,她曾经称翻译“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但是,为了经济,她又说“即便是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
其实,在文坛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张爱玲又怎么会一贫如洗?据张爱玲遗产管理人宋以朗考证,张爱玲去世后,除了遗嘱上交代的那些存款之外,大致还有240万元港币左右的银行外币储蓄。张爱玲的去世,让世人唏嘘不已,很多人幻想着一代文坛名家去世时的场景,并主动脑补了“贫困潦倒,凄清悲凉”八个字。的确,张爱玲古稀之年独自一人寄居公寓,离开人世后甚至长达三四天无人知晓,伴随身边的物件也只有“行军床”“蓝灰色的毯子”和“折叠椅”等一些简单的家具。但是,所谓“凄”和“悲”却无从谈起,“贫困潦倒”乃至“要靠捡纸壳糊口”的传言更是实属无稽。张爱玲在美国寓居的生活虽然简朴,但细节上却不乏精致,这更是与“贫困”二字毫不相干了。所谓寂寥,只是张爱玲的生活方式,是她自己的选择。
旅居美国的张爱玲每到一地,除了最基本的行李外,所有旧物几乎一概抛弃或存于租来的仓库中,隐居的张爱玲只带着肉身,似乎已经忘记了那副金锁。但实际上,这幅枷锁又何尝离开过张爱玲,从年少时“出名要趁早”、得了稿费就马上买口红,到年老时过着极简朴的生活却在遗嘱中把存项全部给了自己的好友,金钱是张爱玲与这个世界对话的工具,是她安全感的来源,也是她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率真孤傲的张爱玲替我们把那些我们不敢说的话说了,把那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金锁给抖了出来。
红楼梦魇
张爱玲曾经提及“三大恨事”,前两恨“鲥鱼多刺”和“海棠无香”皆源自宋代诗论名著《冷斋夜话》,却只有第三恨“红楼梦未完”是自己的原创,可见《红楼梦》在张爱玲心中的地位。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张爱玲的一生也像《红楼梦》一样“未完”。张爱玲的逝世和曹雪芹戛然而止的《红楼梦》前四十回一样,令人猝不及防。张爱玲走了,甚至连日光灯都没来得及关上,这显然不是她想要的那个结局。如果她还活着,她会写什么,她会做什么,这都只能留给后人去猜想了。于是,张爱玲的公寓和生活又成了一座新的红楼,以前是世界只由“张看”,现在是任凭世界“看张”,由这“看”中生出了多少“梦”,而又在这“梦”里生出了多少“魇”。
更何况,这“魇”早在张爱玲还在人世时就已经生出来了。
1988年,台湾《联合报》的一位记者在寄出一封“十分八股但真实”的求见信被拒之后,竟在张爱玲公寓房间的隔壁租下一间房,准备对张爱玲进行侧写。二人在“重门深锁天机难露”和“耕忙织忙”中断断续续见过一两次,这位记者便写下了一篇名为《我的邻居张爱玲》的文章。此文一开头便是“她真瘦,顶重不及九十磅”,仅是这一句而言,还真有些张氏传人的味道。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则可被归结于“魇”的范畴了。这位记者在一个下午看到张爱玲出房间扔垃圾,却在她回屋后将垃圾捡回,一一检阅,仔细玩味,并不无得意地写道:“我在她回房之后,半个身子吊挂在蓝漆黑盖大垃圾桶上,用一长枝菩提枝子把张爱玲的纸袋子勾了出来,在许多满怀狐疑的墨西哥木工之前。我与张爱玲在那天下午的巷里,皆成了难得的图画。”
不得不说,这位记者的耐心和细致乃至文笔功夫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其行为却难避“揭隐私”之嫌。如果真的把张爱玲当作红楼中人,如果真的把张爱玲的一生当作是红楼里的一场梦,那么,这些被张爱玲丢弃的生活碎片,则可以被视为咀嚼梦境后剩下的残渣,里边一些不可为外人道、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都是主人家的辛酸。而这位记者“看张”心切,以这种方式将张爱玲生活细节一一详加钩沉,并用自己的臆想盖过了张爱玲的梦境,无怪乎画“梦”不成反类“魇”,为真“张迷”所不齿了。其实,张爱玲早已为读者安排下走近自己的方式:“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
张爱玲走得突然,甚至来不及为自己后半生写下的文字安排归宿。在那份写给好友宋淇夫妇的遗嘱上,张爱玲表示,如果钱还有剩余,“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请高手译,没出版的出版”,并称“《小团圆》小说要销毁”。宋淇夫妇曾经将张爱玲小说的英文稿捐给某大学的图书馆,但却久久无人问津。多年过去了,宋淇夫妇的儿子宋以朗继承了这份遗嘱,并决定将张氏遗著悉数整理出版,从2009年的《小团圆》开始,《异乡记》《重返边城》《雷峰塔》《易经》《少帅》等著作一部接着一部,令人应接不暇,也将张爱玲在异乡不为人知的一面展示在世人面前。《小团圆》出版后,有人质疑宋以朗,称其图名求利,没有按照张爱玲的要求进行销毁。宋以朗却不以为然,作为张爱玲遗产守护者,他知道自己手中那些已经泛黄了的稿纸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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