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人类历史 传染病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2015年非洲埃博拉疫情暴发时，比尔·盖茨在一次演讲中就曾发出警告：“如今全球最大的危险不是核战争，而是高度传染的病毒；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因为我们在核威慑上投注了很大的精力和金钱，但在防疫系统上却投资很少，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预防下一场大疫情的发生。而我们的准备不足，可能会导致下一场疫情，比埃博拉病毒的危害更严重！”不料他一语成谶，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全国，全球多地也已出现疫情。
从历史上看，“文明，在瘟疫中穿行”，疫灾是人类灾害链网中的顶级灾害，并将可能是与人类共始终的永恒灾害。
从历史上看，传染病这个人类的天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人类的侵害，鼠疫、霍乱、天花、梅毒、肺结核等都曾在历史上留下过“辉煌战果”。可以说，历史上的烈性传染病无数次改变了人类历史，黑死病、美洲瘟疫、宋金元明清时期的鼠疫在历史上都造成了重要影响。
瘟疫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1347年—1351年的黑死病
鼠疫大概算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影响最大的一种传染病，该病症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曾经有多次大规模的暴发，其中1347—1351年欧洲的疫情最为严重。黑死病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烈性传染病，因患者皮肤呈现有黑斑，故称“黑死病”。14世纪的黑死病造成欧洲人口锐减，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种恐怖的疾病。此后300年间，黑死病继续在欧亚大陆蔓延传播，中国亦受波及。
这场空前的生态灾难既成为欧洲“中世纪黑暗”的一个写照，在引起欧洲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全方位危机的同时，也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并成为欧洲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契机。具体而言，首先，这次鼠疫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其次，孕育了及时行乐的现实主义。第三，因劳动力匮乏而刺激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和发明出现。第四，促进了医学及卫生观念和法律的进步。政府颁布卫生法令和法规，严格规定城市生活的卫生准则，从而有效遏止疾病的传播。
16世纪的美洲瘟疫
阿兹特克帝国是墨西哥中央高原上成长起来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其鼎盛时期，版图横跨整个美洲中部，人口约有1000万。如此庞大的一个美洲帝国，却在1915年西班牙人抵达美洲大陆以后迅速消亡。与阿兹特克帝国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印加帝国。西班牙人是用什么办法消灭了这两个拉美帝国呢？枪炮吗？答案是否定的，西班牙人的秘密武器是天花病毒。16世纪，在西班牙人初到美洲的几十年间，几千万印第安人因感染西班牙人从欧洲带来的传染病而死。
美洲新大陆的开辟大大改变了美洲、欧洲和非洲的历史，它为欧洲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条件，解除了欧洲工业革命的土地制约和劳动力制约：幅员广阔肥沃的美洲土地迅速成了欧洲工业品的原料基地，棉花为欧洲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甘蔗为制糖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非洲黑奴既为殖民者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也弥补了因瘟疫导致的美洲人口的不足。
影响古代中国朝代兴亡的瘟疫
唐宋元明几个朝代的兴替，与瘟疫流行关系极大。唐朝天宝十三年（754年），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唐军长途奔袭，身心俱疲；南诏军队坚壁清野，以逸待劳。结果唐军大败，加上严重的传染病，几乎全军覆没。这场恶战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也是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在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钓鱼城（今合州）坚守达36年之久，令世人震惊，逼迫蒙古大汗蒙哥1258年率兵亲征。蒙古军队准备进攻时突然发生大瘟疫，只好被迫撤退，蒙哥居然也死于这场瘟疫（1259年）。传染病打乱了蒙古人的战略部署，使南宋军民获得喘息时机，坚持到1279年。明亡清兴之际，北方鼠疫大暴发。1641—1644年北京及周边连年大疫，《崇祯实录》称：“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估计仅北京死亡就达20万人，而当时北京总计才80到100万人。疫情之惨烈及崇祯麻痹大意，导致李自成农民军轻易攻占北京城。而李自成进城后，鼠疫依然持续，导致农民军在清军进攻时一触即溃。
从历史反思当下
反思人与环境的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再一次警示我们，人们需要反思人与环境的关系。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性开发，打破了自然循环，是导致环境破坏、病毒肆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需要摒弃“人定胜天”的观念，恩格斯曾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类也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依赖自然界而生存。因此，人类利用自然应该有一个限度和界限，适可而止。在此前过度改造和破坏的地方，我们需要停下脚步，去关心它，爱护它。
重视个人和社会力量
从历史上看，面对瘟疫，人类应对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需要个人、社会和国家共同参与。从制度层面上讲，古代国家在瘟疫应对方面基本上是缺位的，它们很少在制度上对瘟疫救疗提供技术支持和实际指导。
就古代中国而言，一旦发生疫情，两股力量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一是地方官府组织开展救疗活动，如延医设局、施医送药、刊刻医书等。但是，这些并非地方官府的主要职责，原则上他们只要完成“刑名钱粮”任务即可，是否救助民众及救助程度主要看地方官员个人的素养、能力以及地方医疗资源的丰富程度；二是民间社会力量的救灾活动，特别是各地乡贤往往扮演积极角色。清中期以降，乡贤们借助地方医疗资源和慈善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疫病救疗活动。这些社会力量和个人的积极参与，不但没有出现同国家和官府严重对立的现象，而且在兴办医药局之类的事业中出现更多更广泛的合作，如清代的同仁堂、同善堂等都积极参与到对瘟疫的医疗救治中来。
建立现代卫生观念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启示我们，建立科学的预防体系和树立现代卫生观念刻不容缓。
中国传统社会对传染病的应对，重点是“避”和“治”，而非“防”，更缺乏积极主动的、由公权力介入的制度和行为，从而导致人口的巨大损失。只有到了晚清，随着西方医疗知识的传入，清朝的防疫工作才开启近代化进程，其中伍连德在防疫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10年-1911年的东北鼠疫期间，正是因为伍连德采取一系列正确有效的防治措施，清廷才得以不到4个月便控制了疫情。
(仲伟民李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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