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家书
四种版本，各有特色，参校印证，相互发明，阅读的过程中，揣摩书札意蕴，品味文辞之妙，不仅可以从中读出一代宗师梁启超深邃的思想、博大的境界、非凡的气质与温厚的情怀，而且还能够从字里行间随处采撷其处世的策略、治学的法则、修身的要义和生活的雅趣；至于其求新求变的探究精神，矢志报国的炽热情感，卓越非凡的如炬目光，深刻独到的学术见地，趣味博雅的育人理念，笔端蓄满感情的文章风格等，均能够从或长或短的书札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梁启超家书校注本》中，首篇选录的就是梁启超亡命日本期间写给妻子李蕙仙女士的私函。据胡跃生先生考证，此封家书当写于清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即公历1898年10月29。1898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大肆搜捕变法维新人士，一时血雨腥风。梁启超为了避祸全身，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潜逃出京，经天津，到塘沽，乘船逃出了西太后精心罗织的密网，顺利到达东京。也就在梁启超亡命日本的同时，其夫人李蕙仙担心受到株连，带着女儿思顺到澳门避难；其父亲梁宝瑛也携带其他家属一起避居澳门。境遇艰险之际，幸亏逃避及时，没有酿成大祸。
梁启超侍父尽孝，待妻以诚，更何况还有爱女思顺刚刚五岁，被视为掌上明珠，所以他一到日本，惊魂甫定，就惦念着家眷的安危，直到当年10月25日康有为先生抵达东京与梁启超相聚时，才带来了家中的确切消息。于是，梁启超急忙修书一封给李蕙仙，道：“南海（指康有为）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辞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大人（指父亲梁宝瑛）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卿之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当时，李蕙仙在极其艰险困难的情况下，代替梁启超服侍老人，抚养幼女，免除后顾之忧，使他深受感动。他在信中所表露出来的对妻子的感激之情和敬佩之心，以及患难中夫妻之间相互爱惜珍重、托以生死的非凡情感，今日读来，依然令人情热心动。
李蕙仙，原名李端蕙，年长梁启超四岁，贵州贵阳人，出身名门，知书达礼，其父亲李朝仪是清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至顺天府尹，其堂兄李端棻曾任礼部尚书。1889年李端棻主持广东乡试时，见梁启超才华横溢，器宇轩昂，从众多士子中颖锐而出，后来一番晤谈，更加激赏，便从中作伐，将待字闺中的堂妹李蕙仙许与梁启超为妻；1891年11月，19岁的梁启超和23岁的李蕙仙在北京完婚；1896年梁启超赴上海创办《时务报》时，李蕙仙随夫到上海参与创办上海女子学堂，并亲自担任学堂提调（即校长），是中国第一位女子学校校长。非凡之人，当有非凡之才识谋略与胸襟气度。梁、李二人，伉俪情深，悦纳互助，患难与共，肝胆相照，此一壮举，不啻千年中国夫妻恩爱之佳话，亦闺帷之中铁肩道义之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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