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家笔下的艺匠
大唐首都长安，不仅有朝廷的大政施策和官员们的勤奋理政，更有许多匠人和艺人在为这个世界级大都市的繁华兴盛添砖加瓦。
唐朝作为诗歌的时代，文学家和诗人们自然不会等闲视之，他们用一支支如椽妙笔，于芸芸众生之中，记载了不少艺匠的风采。
韩愈记载的泥瓦匠
《圬者王承福传》是唐代大诗人、文学家韩愈（768-824年）为一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写的一篇传记，正是通过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在长安揽活的泥瓦匠的精神风貌。
在那时的社会，泥瓦匠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生活在社会底层，也许是与泥水打交道吧，被人们称为“圬者”，就是干脏活的人，可见社会地位的卑微。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离开徐州节度推官的位置回到长安，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向他从政的梦想发起再次冲刺。为了更有把握，韩愈找了个住处，把自己“宅”了起来，准备应试。正是这时韩愈遇到了王承福，交谈中发现了他许多独特的观点，“听其言，约而尽”，因此决定为其作传。
“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镘衣食，余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以偿之；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根据韩愈的记载，王承福本是农民，因为安史之乱成了一名驰骋战场的士兵，经过十三年的征战，屡立战功，朝廷要给他封功授官，他却没有接受，认为自己能力有限，也只能“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于是在长安当了一名泥瓦匠。韩愈了解到，王承福干了三十多年的泥瓦匠，一直没有买房子，而是寄居在别人的家里，按时交房租和生活费，有了盈余，就送给残疾、挨饿的人。
王承福说：“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无愧者取焉。”
对于王承福的想法和做法，韩愈很不解，王承福解释道：多年来，我一把抹板走过无数的富贵之家，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世间多变，沧海桑田，当年的豪宅有的已经破败不堪了。我打听他们的邻居，有的说，这家主人犯了死罪，已没了几年了；有的说，老主人已经去世了，他的子孙不务正业，没能守住祖宗留下的家产；还有的说，人死后，财产都充公了。幸福来得慢的地方，灾难也来得慢，比如清贫人家；幸福来得快的地方，灾难也来得快，比如王侯门第。我虽清贫，几十年了，我没失过眠，没得过病，没有过忧虑，看到身边的人们那么多的烦恼和灾祸，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韩愈记载的是一个泥瓦匠的朴实想法，不乏人生感悟和生活智慧。从另一个侧面让人看到当时的长安，正因为有了王承福他们，人们才能安居乐业。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王承福这样的普通工匠，造就了长安的辉煌。
柳宗元笔下的木匠
韩愈的朋友柳宗元在一篇名为《梓人传》的传记中，记载了一个木匠，同样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的身上也是透着睿智。
柳宗元记载的是：他有一个好朋友叫裴封叔，在长安光德里有一处宅子。一天，有一个木匠想要租他的房子，木匠随身携带了量尺、圆规、曲尺、墨线和墨斗等木工用具，裴封叔十分奇怪，就问他有啥技能，木匠人回答道：“我善于计算建筑材料。看房屋建筑的规模，考虑怎样用料才适合高低、深浅、方圆和长短的需要，然后我就指挥工匠们具体劳作。若是没有我，工匠们就无法建成一座房屋。”
后来，京兆尹要修建衙门，门口来了很多民工，他们大多都带着斧头和刀锯，被围在中间的正是那个木匠。之后，木匠拿着度量的工具，估量房屋的规格，挑选可用的木头，然后开始指挥大家干活。这些工人都听他的话，木匠怎么说他们便怎么做，即使有人因为做不好而挨骂了，也没有人怨恨他。房屋建好了之后，在正梁上的题字，却是这个木匠的姓名。
柳宗元对此感慨万千：“彼将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欤！吾闻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彼其劳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谋，彼其智者欤！是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其远迩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于堵，而绩于成也。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炫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
柳宗元觉得他为了统筹大局而放弃手艺，成长为用脑子干活的人，便是有智慧的人。他能成为木工们的领袖不足为怪，值得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学习、借鉴。
柳宗元笔下这位善于动脑的木匠，能够设计房屋，包括装修房屋，甚至能够调动许多工人，来建设广厦，不得不说他是一位精明的领袖型木匠。
王建吟咏的杂技高人
且读唐代诗人王建《寻橦歌》一诗：“人间百戏皆可学，寻橦不比诸馀乐。重梳短髻下金钿，红帽青巾各一边。身轻足捷胜男子，绕竿四面争先缘。习多倚附欹竿滑，上下蹁跹皆著袜。翻身垂颈欲落地，却住把腰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袅袅半在青云里。纤腰女儿不动容，戴行直舞一曲终。回头但觉人眼见，矜难恐畏天无风。险中更险何曾失，山鼠悬头猿挂膝。小垂一手当舞盘，斜惨双蛾看落日。斯须改变曲解新，贵欲欢他平地人。散时满面生颜色，行步依前无气力。”
王建诗中记载的就是当时百艺杂技之一顶竿惊心动魄的场面。这种顶竿，又称戴竿、都卢寻橦等，是由一名艺人顶戴一根长竿，然后另一艺人或多名艺人沿竿爬上，在竿上进行各种惊险的表演，而戴竿人则要使长竿保持平衡。
在那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戴竿艺人，唐德宗时，有一个叫王大娘的戴竿艺人，能首戴十八人而行。唐敬宗时一个叫刘交的艺人，幽州人，能够戴竿高七十尺，让自己十二岁的女儿爬到竿顶，站在一个托盘里，毫无惧色。唐敬宗时还有一个幽州女子石火胡戴竿技艺更是高超。石火胡出生在幽州一个贫民家庭，为了生存，她苦学当时最为流行的戴竿，又称顶竿的杂耍技艺。这种空中技艺，在盛唐已达到顶峰，并且在技巧上和表演方法上都有新发展。宰相刘晏观看了石火胡的表演后，写诗赞道：“楼前百戏竞争新，惟有长竿妙入神。”
唐苏鄂《杜阳杂编》记载了石火胡一次到京城给皇帝表演的经过：唐敬宗（825-827年）时，“上降日，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有伎女石火胡，样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高竿上，张弓弦五条，命五女各居一条上。衣无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曲俯仰来去，越节如飞观者目眩心怯。火胡立于十重朱画床子上，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持五彩小帜，床子大者始一尺余，俄而手足齐举，为之踏浑脱。歌乎抑扬，若履平地。上赐甚厚”。
这段记载让人看了惊心动魄，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十分了得的技术；更让人感受到了她们在当时艺术上的开拓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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