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式”之外的沈从文
1923年沈从文刚到北京时，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是他最初的落脚点。1924年春，在表弟黄村生的建议下，他才移居沙滩附近“银闸”胡同的一个小公寓，文学生涯也由此展开。一般的沈从文传记都会提及这个细节，但往往一带而过，迁居背后特殊的意味，很少被注意到。其实，在沈从文的早期经历中，住所的变更的确构成了某种转折（他自己在回顾早年北京生活的时候，也有意将“酉西会馆”几个月的学习与沙滩公寓中的几年，分成两个部分来谈），与场景变化相伴随的，还有一整套社会网络和自我认识的转变（表弟的“用意是让我在新环境里多接近些文化和文化人”）。空间转移与身份想象之间的微妙关联，是沈从文早年经历的一条潜在线索。
从“酉西会馆”到“窄而霉”的沙滩公寓，相距不过若干公里，而更大规模的空间转移，即从湘西到北京的千里之行，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促使他离开湘西的原因及过程，沈从文日后有过多次描述。仔细阅读这些文字，会发现字里行间，总会流露出某种命运无常的慨叹，如《从文自传》中有这样著名一段：
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
表面上看，沈从文思考的是人生偶然性的问题，对历史旋涡中个体命运的关注，也是他传记写作的一个模式。然而，在这段文字的背后，我们似乎还可以读出更多的东西：如果不是一些意外的事件，“我”可能会留在湘西，“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那么，离开湘西走进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这种选择又会带来怎样“一个公式”呢？或者可以说，在实际的人生和假设的人生之间，其实暗含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进阶途径（“公式”）。因而，沈从文的假设或许也可以当成一个问题来看待。
当然，沈从文的出走与一连串的“偶发”事件有关，这包括他对新文化书报的阅读等，但“偶然”的背后还是有“必然”。换言之，他个人的选择，实际上发生于近代以来“社会流动”方式大变动的历史背景当中。所谓“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结构体系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位移，包括了身份、职业、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动。在传统社会，进入上层精英阶层的制度化渠道，无疑是参加科举考试。当然，在这一“正途”之外，还存在着通过捐纳、军功、举荐等方式来获得官阶的“异途”。在历史的动荡和社会结构的转换中，“正途”与“异途”的关系，也往往会发生变动，更多的社会参与可能展现出来。据张仲礼统计，19世纪末中国绅士的人数在700万以上，而上层绅士中有半数是出身于“异途”。这表明军人、商人、买办，乃至新式学生等群体的涌现，逐渐瓦解了中国社会原有的流动结构，鲁迅当年“走异路，逃异地”的选择，无疑也是这一历史变动的缩影。在鲁迅的自述中，所谓“走异路”（放弃读书应试而学洋务），似乎是破落人家子弟走投无路的选择，但事实却证明，那些蹭蹬于“正途”的同代人，后来往往丧失了进入新的文化秩序的机遇。
在诸多“异路”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大小小的战乱之中，投身行伍构成了一条新的进身之阶，不断崛起的军人阶层，也成为左右近现代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建立的湘军集团就是一个代表。通过军功来大量选拔人才，是当年曾国藩一条重要的用人策略。以此方式改变命运、获取官阶的人，在湘军历史上数量十分可观。沈从文一度显赫的家世也恰恰与此有关。他的祖父沈洪富，就是因参加与太平军的作战，从一个卖马草的小民被提拔为提督，使原本贫寒的沈家，得以进入当地的权势阶层。辛亥之后，在凤凰地方的权势转移中，沈家虽然败落了，但往昔的名声犹在，再加上一些姻亲关系，在当地的社会网络中，沈家似乎仍占有某种优势。在周遭“尚武”的社会氛围中，通过从军获得社会进阶，实现家族的“将军梦”，或者借助既有的社会网络，按部就班地“混”成一任官僚或乡绅，对于沈从文来说，非但不是一条“异途”，恰恰是他所谓的“那么一个公式”，一条理所当然的“正途”。
然而，这条“正途”不仅一次次被意外事件所打断，军中生活的混乱以及不断循环的暴力，显然使沈从文对它失去了信任感。在后来的回忆中，他经常会谈起一些少年时代的友人，他们大多勇敢智慧、志向远大，受制于环境，最终在乱世中死去或沉沦，“结果便终不免依然一例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的悲剧夙命中”。可以想象，在少年沈从文的眼里，维系个人前途的社会之“常”已岌岌可危了，一切都处在不确定的“变”中，命运的“偶然”或许只是时代变局的一种个体折射。他初到北京时，在一家小客店的登记簿上，是这样向新的世界介绍自己的：“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从“小兵”到“学生”，显然是沈从文为自己设定的身份转换，这也吻合于那个时代一般的社会看法。在五四运动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学生群体，日益显示出强大的历史推动力，“学生”的形象也与进步、活力、知识等一系列正面的现代价值相关。相比之下，武人的形象则每况愈下。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也曾专门写到，在面对学生时，自己内心的艳羡和羞惭。脱去军装，去新世界里做一名学生，意味着参与新兴的文化秩序。这一努力所朝向的，不仅是一个明确的社会身份（“学生”），某种更为抽象、朦胧的主体想象，或许也包含在其中。
作为军中一位“小师爷”，沈从文在早年的军旅生涯中，有不少机会接触到一些书籍、报刊，从《秋水轩尺牍》《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昭明文选》，到林译小说和《申报》等。与文字为舞的经验，为他带来了幻想的活力，也在他和军人生活之间制造了距离，他甚至：
对于身上的灰布军衣有点抱歉……我以为我是读书人，不应当被别人厌恶。可是我有什么方法使不认识我的人也给我一分尊敬？我想起那册厚厚的《辞源》，想起三个人共同订的那一分《申报》，还想起《秋水轩尺牍》。
在旁人眼中，沈从文或许有点“书呆子”气，不断向“迂”的一面发展。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迂”（疏离感）中蕴涵的能量，“因为我在那些上司和同事间，虽同在一处，已显明是两种人，对于生存意义的追求全不相同，决裂是必然的”。这种心态印证了某种“阅读社会学”的假定：印刷文字能为个体创造一个独立冥想的空间，产生离心的力量，将其从身边的环境、人群之中分离出来。因而，读书对少年沈从文来说，不只是一种自学的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区分和自我意识建立的方式。
湘西虽地处偏僻，但五四新文化的风潮还是传到了这里，1923年沈从文被调往陈渠珍开办的报馆，从印刷工人赵奎五那里，陆续读到《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等新式报刊，一下子“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从而产生到北京读书的念头。他后来的一段话颇值得玩味，他说那些刊物提出的抽象问题，“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仔细品味这段文字，不难发现，对新潮书刊的阅读，不只是让沈从文开始为“如何做人”“怎么爱国”这样一些问题而激动，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时空关系，激励“我”在一种普遍的文化关联中，重新安排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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