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啄花的童年
□李雪春
乡村是成长的起点，家是一座用土砖墙围起的院子，院门是用粗糙的木板钉起来的独门，院子里有半亩大小。院北有两面高低不一的房子，狭小、低矮、昏暗。稍大稍宽敞的一面房子住人，小房子用来存放柴火和畜草。小时候我们姊妹三人很少去存放柴火的房子，那里常有老鼠出没。后来爷爷搬过来，那间草房就改成了他的住房。和别人家相比，我家是村里数得上恓惶的家庭，多年以来，那座简陋的院子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无法忘怀的记忆，亦喜亦悲。
那个时代，年龄小，不谙世事，不知道贫困带给我的伤痛会如此之深。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农村土地未包产到户，村里人大多数吃不饱，我家贫寒，常年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生计，年轻的父亲凭着一身力气，在土窑搬砖烧瓦挣钱。炎热的夏季，汗流浃背是家常便饭，太阳晒得父亲脊背常常脱皮。遇到天气不好时，全家人会到土窑上帮父亲搬垒砖坯。每当看到父亲晒得通红蜕皮的脊背和一面面砖坯墙，我常恨自己为什么不是个男孩。
沉重的农村生活，生计的压力、负担，超负荷的砖窑劳作，让父亲的脾气日渐暴躁，经常无缘无故地找母亲麻烦。让我恐惧的是父亲对母亲的暴打，失去理智的父亲会像打二家旁人一样对母亲下狠手，直到我们三姊妹撕心裂肺的哭喊引来邻居时，父亲才得以被制止。无休止的吵闹，让伤心的母亲常常离家出走。出走、回来，再出走、再回来，成为母亲那时的生活常态。因为害怕母亲离开我，打架过后，我会紧紧跟着母亲，睡觉时也眯着眼睛，听到有动静，我会立马偷看母亲是否还在。记不清多少个夜晚，我会拽着母亲的衣角哭求着：“嬷嬷，你走的时候一定带上我，我怕我爸。”这时，母亲总是会把我紧搂在怀里失声痛哭。
我在家排行老二。姐姐身体孱弱，弟弟太小，那时的我就成了家里唯一能够使唤的人手。为了不让父母吵架，学会了看父亲脸色行事，经常讨好父亲。脏活、累活、力气活，都会抢着帮父母干。烧火、做饭、洗衣、下地，样样都干。到三姨家看小表妹，三姨就可以腾出手来帮我家收麦、碾麦。金色的麦浪没了，家里农活少了，父母吵架少了，我的生活就是天堂，再累再苦我咬着牙不吭声。
农闲时候，父亲也会露出难得的笑容，甚至会笨拙地吐出“雪娃，我这个黑女”这么矫情的话来。那时，看着父母久违的和睦，我干活特别卖力。
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要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院子里的那棵苹果树会为我们姊妹三人挣来学费。青黄不接的春天，寄居在院子里的麻雀为了填饱肚子，盯上了绽放的苹果花。为防止麻雀啄花吃，影响挂果，母亲便让我请假不上学，全天在家看护苹果花。这个时候，偌大的院子只我一人，放眼望去，满树绿叶，满院春光。骑在拉水的铁桶上，唱着山西的地方童谣，铁桶随着节拍摇动，时而闭上眼，沉浸在我的世界，享受着春天温暖的阳光，让思绪自由飞翔。那一刻，没有农活，没有吵闹，没有眼泪，只有入鼻的花香、麻雀的鸣叫，还有铁桶来回滚动声。只有此刻，我才成为自己的主人。
只是这样的快乐十分短暂。更多的时候，繁重的农活压得父亲特别容易动怒。小到吃饭时我们不小心撒下玉米馍花，父亲的拳头就会上身。挨打怕了，我们姊妹三个每做一件事都要小心翼翼，生怕出错挨打。那个时候父亲的拳头就是我们四口人头上沉重的乌云，压抑而窒息。在惊恐中度过了我的童年，童年时的家，只想永远逃离，但始终未能如愿。
为了让父亲的脾气变得好些，除了努力干活外，我写信求助过少年文艺杂志社的老师，希望他们能够帮我找到一种专门治疗坏脾气的药，让父亲变得温和慈祥。信写出去后，脑海里常常想象出父亲脾气变好后的样子。虽然信件石沉大海，但给了那时的我最美好的期盼。
时光飞逝，我们姊妹三个长大成人，各自有了工作，父亲的脾气也有好转，但也日渐老去。只是还未老到延床卧枕让人伺候的时候，52岁的父亲就因脑出血突然离世。临终前的日子，父亲像有所预感，对姑姑说，不能给弟弟挣娶媳妇钱，弟弟结婚时他不能坐在婚礼堂前了。后来听到姑姑转述的话，我们失声痛哭，念起父亲的好。父亲的好都被他坏脾气深深掩盖住了。
时间如白驹过隙，我从青春的阡陌之间打马而过。父亲已离开我们23年，每每看到别人的父亲，酸楚便会涌上心头。
如今，母亲和继父住在老家的院子，高大的苹果树早已伸出墙外，只是物非人非。那一树繁花，落不尽我的牵挂，小时候的记忆越来越远，再也听不到院子里麻雀啄花的声音，依然清晰的是父亲那流满汗水的脊背、慈祥的酸楚、肩膀上的砖与瓦、沉重的步伐，还有童年杂碎的故事，似乎也是我们“七零后”这一代人共有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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