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三所名校的渊缘
文\本刊特约撰稿王凯
冯友兰先生以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名世，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大家。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0年代末开始执教清华，全面抗战爆发后又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兼文学院长，与这三所大学有着极深的渊源。
冯友兰晚年所居寓所曰三松堂，以庭中三棵松树而得名。1980年代初，先生以86岁高龄完成了《三松堂自序》一书，“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对自己一生做了总结与回顾，其中对北大、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回忆更是令人动容——在先生去世30周年之际，写下这些琐碎的文字作为纪念。
北大哲学求知路
冯友兰1895年生于河南唐河一个官绅之家，父亲曾在湖广总督张之洞手下做官。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冯友兰先后在开封、武昌和上海读书，1915年中国公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
冯友兰在中国公学读书期间就对逻辑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决心要学习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当时只有北京大学有文科哲学门（哲学系），所以冯友兰就报考了北大。报考北大文科的考生不多，因为当时文科毕业出路太窄，顶多混个“教育名流”。北大负责报名的职员劝冯友兰报考法科，如果以后想读文科，可以申请改科。冯友兰听了他的话，但入学后还是申请改了文科。
1915年9月初，冯友兰到北大参加开学典礼。典礼由校长胡仁源主持，据冯友兰回忆，校长讲了几句话后，突然有个拖着辫子的教授站起来发言，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也不知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他自己临时冲动，反正说了很多，主要是骂人，骂当时的政府和社会上的新鲜事物。辜鸿铭骂完以后，也没人再发言，于是就散会了。
辜鸿铭是北大有名的怪人，民国建立好几年了，还拖着个大辫子。但辜鸿铭热衷向西方介绍和宣传东方文化，在国外影响很大，当时西方流行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北京大学还有个怪人可与辜鸿铭媲美，此人就是黄侃。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嫡传弟子，学术深得其师三昧，禀性也如其师，嬉笑怒骂，恃才傲物，任性而为，人称“黄疯”。在北大校园里，黄侃很受学生欢迎，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黄侃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学生们也情不自禁地地随着他唱和。黄侃与学生之间的忘我唱和，后来竟然成了北京大学的流行文化，被师生们称为“黄调”——据说当时“凡有学生处，皆闻黄调声”。
冯友兰放假回家后，也学黄侃的样子念诗念文章，引起了妹妹冯沅君的兴趣。冯友兰于是按照黄侃的套路，选了些诗文教给冯沅君，妹妹非常聪明，不但会讲会念，还学会了写作，居然能写出六朝小赋那样的小品文。后来在母亲支持下，冯沅君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走上了文学研究和创作之路。新中国成立后，冯沅君曾经担任山东大学副校长，与夫君陆侃如同为国内知名学者。
北大哲学分为中国哲学门、印度哲学门和西洋哲学门，但实际上印度哲学门和西洋哲学门根本没人教。给冯友兰这帮学生讲授中国哲学的那位教授从三皇五帝开始讲起，讲了半年多才讲到周公。
1916年底，蔡元培到北大担任校长，他主张教育独立，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聘请了包括胡适、梁漱溟在内的一大批文化名流到校任教。胡适和梁漱溟对冯友兰影响颇深，也让他明白了在新天地之外，还有更新的天地。特别是胡适，讲述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和孔子讲起，将三皇五帝直接砍掉，这对于冯友兰来说是个质的飞跃，面目为之一新，精神也为之一振。
大学毕业后，冯友兰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师从哲学大师杜威，又开始了新的研究和思考。
清华园的“太乙真人”
冯友兰与清华大学颇有渊源，他在开封中州公学中学部就读时，清华学校正式招收学生，许多朋友都劝他报名应考。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以后是要出国留学的，母亲舍不得他远涉重洋，坚决不同意报考。冯友兰虽然错过了到清华读书的机会，十几年后却以教授身份走进了清华园。
冯友兰到清华不久就担任了哲学系主任，后来又当了文学院长，一生很长时间都是在清华大学度过的。据冯友兰的学生回忆，冯先生长髯飘胸，处事豁达，有仙风道骨之气。当时他住在清华乙所，学生就将这里叫作“太乙洞天”，而冯先生就是“太乙真人”了。
冯友兰和学生们关系密切，感情很深。1930年代学潮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国民党情治机关常到学校跟踪、监控、逮捕进步学生，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这样写道：“国民党军警特务所要迫害的学生，如果他们信得过我，就到我家里隐蔽，我尽力掩护，不管认识不认识，也从不问他们的姓名。”1936年的一天，军警包围了清华大学，要逮捕学生，校长梅贻琦让冯友兰等人去他家开会。正在这时，两个学生跑了进来躲藏，冯夫人将他们让进了客厅。
到梅家后，梅贻琦让参会的各院院长不要离开，以便随时应付情况，然后打电话给北平市长秦德纯，让他出面协调。秦德纯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心腹，他亲自去找宋哲元求情，事情顺利解决，军警撤出了清华园。
等冯友兰回家，屋里静悄悄的，那两个学生早就离开了。妻子告诉他，学生坐在客厅沙发里睡觉，鼾声如雷，她怕外面有人听到，就把他们藏在后院厨房里。冯友兰一直不知道两名学生是谁，多年以后在一个会议上遇到姚依林，他向冯友兰提起此事，说其中一人就是他。
在清华教书期间，冯友兰完成了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全书分上下两册，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据冯友兰回忆，《中国哲学史》上册出版时，学校将其列为“清华大学丛书”，并请陈寅恪和金岳霖两先生审查。陈寅恪与金岳霖对这部著作评价颇高，并不约而同地将《中国哲学史》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提并论，这是对冯友兰的高度认可和肯定。
联大矛盾调和人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平津战局恶化，“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所以选择长沙作为临时大学校址，是因为早在卢沟桥事变前两年，清华大学就在岳麓山下修建了一整套校舍，预计1938年初即可完全交付使用。与此同时，学校急需的一些图书、仪器也陆续运抵长沙。
但好景不长，随着局势恶化，临时大学又迁往云南昆明，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云南待了整整8年，直到1946年秋才返回平津复校。联大成立之初，因文学院长胡适未到校，文学院院长一职由冯友兰代理；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后，文学院长由冯正式接任；期间冯友兰数次因事请假，院长一职分别由杨振声、汤用彤和雷海宗暂时代理。
冯友兰原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长沙临大成立后，三校的哲学系、心理学系和教育学系合并组成了临大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系内分设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三组。学校迁昆明后，教育学组划归联大师范学院，哲学心理教育学系改称哲学心理学系，分哲学和心理学两组。期初本系教授会主席一职由冯友兰担任，后因冯代理文学院长，教授会主席改由汤用彤、冯文潜和贺麟先后担任。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富于爱国传统的联大学生站出来呼吁和平，反对内战。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驻昆高校6000余名师生联合召开时事晚会，但遭到当局阻挠和恐吓，师生们以罢课抗议，却遭到更为严酷的镇压。12月1日，冯友兰正在家里休息，突然听到联大新校舍内传出手榴弹爆炸的声音，看见吴晗匆匆跑出来喊：“开火了！杀人了！学校赶紧想办法。”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于再、潘琰、李鲁连和张华昌等4人牺牲，10余人受重伤。
惨案发生后，昆明全市学校罢课抗议，要求严惩昆明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冯友兰在这次运动中充当了调和人角色，他先让学生复课，然后又让当局将关麟征去职。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这样写道：“我自以为是挽救了联大，使其免于被解散之灾……可是进步方面的人，认为我带头破坏运动。我觉得很灰心，觉得这种调和矛盾的角色很难当，本来想照顾两面，可是两面都不满意。”
正在这时，有西方朋友邀请冯友兰到美国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冯友兰于1946年9月去了美国，而联大也在此前后复员北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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