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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慧眼识文物

海南日报 2020-12-28 08:09

“觉色敦煌——敦煌石窟艺术展”日前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展。新华社发后填彩的清代文物。资料图康熙青花山水人物纹觚。资料图

文\本刊特约撰稿张健平

对于从事文博工作多年的我来说,敦煌就像一块磁铁,强劲吸引着我。不久前,我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到了梦寐已久的敦煌。

远眺晨光照耀下的鸣沙山,全是裸露的沙石,闪黄透亮。干燥的气候,风沙掠过,漫山遍野都是裸露的土地,少见绿色生命。唯独在宕泉河旁,有一处绿树成荫的地方,那就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莫高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尊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以后历朝增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之一。

莫高窟新壁画覆盖老壁画

在敦煌研究院讲解员的引导下,我们仔细研读洞窟壁画中的内容。我们来到一个清代石窟中,在讲解员的提示下,才发现里面竟然隐藏着一个秘密。在清代壁画破损的一角,显露出底下还有更古老的壁画,专家考证为唐代的壁画。原来这个石窟是唐代所建、清代补画。

讲解员告诉我们,在敦煌石窟中,这种“鸠占鹊巢”的现象不足为奇。据了解,由于年代久远或家道中落,很多石窟成为无主之窟,后人为图方便,就利用现有石窟,覆盖上新的壁画,形成新壁画下有老壁画的现象。曾经有一桩公案,传说张大千先生在敦煌临摹壁画时,发现壁画下覆盖着早期壁画的现象,为探究竟,他揭去上层的壁画,为此遭到社会抨击。张大千带着他临摹的276幅壁画作品,饮恨离开敦煌,好奇之心铸成大错。但是,不可否认,现今所能见到的张大千重彩佛像画,其题材大都来自敦煌壁画,这批作品件件精彩,非常难得,是大千先生的得意之作,也是艺术品市场上的抢手之作。我一直认为敦煌是一块福地,成就了大千先生,使他的艺术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不过,当你进入莫高窟洞窟,近距离观看原作,你会发现壁画原作比大千先生的临摹作品更加生动,更加精彩。

康熙青花觚被好事者“后填彩”

类似莫高窟覆盖壁画的情况,其实在文物藏品中也能见到。去年,我有幸参与全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定级工作。在琼海市博物馆提交的资料中,有一件花觚引起了我的注意。花觚高41厘米,口径和底径都是19厘米。从照片上看,这件花觚是典型的康熙造型,敞口成喇叭状,口下渐收,腰部突出,底部下撇。花觚表面施了一层厚厚的粉彩、一幅五彩山水画,其色彩、画工都是康熙彩瓷里极其少见的。

史料记载,康熙晚年才出现粉彩,现今所能见到的康熙粉彩器物多为小件。如能发现一件康熙时期的粉彩花觚,那将是中国陶瓷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为慎重起见,我让工作人员从展柜中取出花觚,放置在鉴定桌上。仔细端详,这件花觚粉彩施釉厚重,画面繁复,一些地方还透出少许青花,觚底的款识是在青花双圈中大篆“宣德年制”四字,款边绘有两条龙纹。青花双圈是康熙民窑的标志。我国陶瓷制作工艺上的“斗彩”,就是先用青花在瓷胎上勾勒出图案的基本轮廓,用1200度以上高温烧制,青花成型,再在青花轮廓中填绘彩料,用600度低温二次烧制,才出现最后色彩斑斓的效果。但从觚身上的彩料上判断,年份明显不到康熙年间,这究竟是什么年代的作品呢?其实,从这件花觚上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断定,眼前这件属“宣德年制”款识的粉彩花觚,身上的粉彩和款识都是清末年间的好古者所添,陶瓷鉴定界对此有个专用词“后填彩”。其实,细观后补的粉彩山水画面,还是极具神韵的,慕古创新,兼而有之。只见在延绵不断的群山中,峻峭突兀,耸天凌云,山势雄伟挺拔,含烟点翠,一樵夫端坐山崖之上小憩,凝神远眺,山下是一处农舍,一妇人正在搬柴进屋,农舍旁两个幼童在嬉戏,好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田园景致。这件作品整体画面布局层次分明,错落有致,其远景巧妙利用了原青花图案的山势造型,近景则用重彩描绘,将两个年代的画面虚实结合,为其所用。特别是樵夫坐于青花山石之上的神态,充满动感,其情其景,一派人间烟火。从粉彩颜色画工风格判断,后填彩的年份应是清末年间。

陶瓷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被称为国粹。我国青花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据考古资料显示,唐代的巩县窑就曾烧造青花瓷,专家认为那不过是青花的雏形。而真正成熟的青花应该是元代才出现的,但存世不多、价格昂贵。青花的鼎盛时代,公推康熙时期,康熙将青花发展到了极致。由于对青花颜料的熟练掌握,可以控制青花的浓淡变化,使青花的层次感分明,玻璃质感增强,民间俗称“翠毛蓝”,陶瓷著录也称为青花五彩。

觚,也称为尊,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是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和酒器。瓷质觚始于元代,主要流行于明嘉靖、万历至清乾隆时期。大户人家将觚陈设在厅堂的香案上,插花布置。常见的康熙花觚一般都绘画细致、古意盎然,为后人所追捧。

花觚是康熙瓷中最能完整体现高超制瓷工艺的载体,其瓷质坚实、图案精美、发色明快、造型规整等集诸多优点的完美结合,成为康熙瓷中最经典的款式之一。现今存世的康熙青花觚,可以说件件精美,即使在康熙年间也不是寻常百姓之物。而这件完美的青花觚,却被后人不遗余力地改造,其动机何在呢?我总觉得在这表象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其文化密码和时代信息值得揣摩和破译。

清末出现的这件后填彩花觚,会不会是孤证呢?其实不然。乾隆自封为“十全皇帝”,也是个文物糟蹋狂。他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宫中所藏艺术品大加改造。据宫中档案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年)御制《咏双耳官窑瓶》:“古以资盛酒,今惟用插花。”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题均窑砚》,吟咏的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青瓷椭圆型砚,砚背刻了诗文,这件均窑砚是由一个破损器座改造而成的。

据统计,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御题诗句刻瓷有300余件,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展品中,常能见到在宋汝、官、哥、均、定等名瓷上刻有乾隆的诗词书法作品。乾隆对宫中所藏的古人书画作品也不放过,不少宋元书画上都钤盖有乾隆的鉴赏印。

去伪存真辨识文物

我国的文物改造历史久远,且一直盛行。距今4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玉器中,玉璧破损后改为璜的例子更为常见。河北省邢台市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盏托,可能因托沿缺损,而被全部磨掉,成了一件新器皿。这种文化传承是很容易理解的,要么器物珍贵、要么是上辈传给的老物件、要么是对这物件有感情,但大部分还是节俭传统起主导作用。至今在海南一些茶坊里,都有用明代出水瓷碗底做成杯托,也别有一番情趣。

器物的改造并不是我国的专利。在国外的文化中,器物的改造也十分流行,清代十三行外销器物中,欧洲人根据自己的审美习惯和生活需求,将器物进行眼花缭乱的改造。将实用盘改成挂盘陈设、玉带钩改成裁纸刀、大碗改成果盆,可谓是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是将瓶改为台灯和烛台,现今很多从国外回流的瓷瓶,底部中央打了一个孔,用电线穿过,有些孔打在底款上,别提有多可惜。而外国很多著名油画家都有在自己作品上叠画的习惯。例如,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检测发现,其画下面也有别的画作。

俗话说,酿酒做豆腐,充不得老师傅。文物鉴定同样如此。面对我国五千年文明史和形形色色的各类文物,对某件文物“看不懂”纯属自然,是实事求是的表现。现在是文物仿制的高峰年代,有些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不论是仿制文物还是历史文物,都有属于自己的信息,就看鉴定人员的接收能力如何。因此,鉴定人员对每一件洞窟不放过一丝蛛丝马迹,才能达到“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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