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慧眼识文物
文\本刊特约撰稿张健平
对于从事文博工作多年的我来说，敦煌就像一块磁铁，强劲吸引着我。不久前，我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到了梦寐已久的敦煌。
远眺晨光照耀下的鸣沙山，全是裸露的沙石，闪黄透亮。干燥的气候，风沙掠过，漫山遍野都是裸露的土地，少见绿色生命。唯独在宕泉河旁，有一处绿树成荫的地方，那就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莫高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尊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以后历朝增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之一。
莫高窟新壁画覆盖老壁画
在敦煌研究院讲解员的引导下，我们仔细研读洞窟壁画中的内容。我们来到一个清代石窟中，在讲解员的提示下，才发现里面竟然隐藏着一个秘密。在清代壁画破损的一角，显露出底下还有更古老的壁画，专家考证为唐代的壁画。原来这个石窟是唐代所建、清代补画。
讲解员告诉我们，在敦煌石窟中，这种“鸠占鹊巢”的现象不足为奇。据了解，由于年代久远或家道中落，很多石窟成为无主之窟，后人为图方便，就利用现有石窟，覆盖上新的壁画，形成新壁画下有老壁画的现象。曾经有一桩公案，传说张大千先生在敦煌临摹壁画时，发现壁画下覆盖着早期壁画的现象，为探究竟，他揭去上层的壁画，为此遭到社会抨击。张大千带着他临摹的276幅壁画作品，饮恨离开敦煌，好奇之心铸成大错。但是，不可否认，现今所能见到的张大千重彩佛像画，其题材大都来自敦煌壁画，这批作品件件精彩，非常难得，是大千先生的得意之作，也是艺术品市场上的抢手之作。我一直认为敦煌是一块福地，成就了大千先生，使他的艺术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不过，当你进入莫高窟洞窟，近距离观看原作，你会发现壁画原作比大千先生的临摹作品更加生动，更加精彩。
康熙青花觚被好事者“后填彩”
类似莫高窟覆盖壁画的情况，其实在文物藏品中也能见到。去年，我有幸参与全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定级工作。在琼海市博物馆提交的资料中，有一件花觚引起了我的注意。花觚高41厘米，口径和底径都是19厘米。从照片上看，这件花觚是典型的康熙造型，敞口成喇叭状，口下渐收，腰部突出，底部下撇。花觚表面施了一层厚厚的粉彩、一幅五彩山水画，其色彩、画工都是康熙彩瓷里极其少见的。
史料记载，康熙晚年才出现粉彩，现今所能见到的康熙粉彩器物多为小件。如能发现一件康熙时期的粉彩花觚，那将是中国陶瓷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为慎重起见，我让工作人员从展柜中取出花觚，放置在鉴定桌上。仔细端详，这件花觚粉彩施釉厚重，画面繁复，一些地方还透出少许青花，觚底的款识是在青花双圈中大篆“宣德年制”四字，款边绘有两条龙纹。青花双圈是康熙民窑的标志。我国陶瓷制作工艺上的“斗彩”，就是先用青花在瓷胎上勾勒出图案的基本轮廓，用1200度以上高温烧制，青花成型，再在青花轮廓中填绘彩料，用600度低温二次烧制，才出现最后色彩斑斓的效果。但从觚身上的彩料上判断，年份明显不到康熙年间，这究竟是什么年代的作品呢？其实，从这件花觚上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断定，眼前这件属“宣德年制”款识的粉彩花觚，身上的粉彩和款识都是清末年间的好古者所添，陶瓷鉴定界对此有个专用词“后填彩”。其实，细观后补的粉彩山水画面，还是极具神韵的，慕古创新，兼而有之。只见在延绵不断的群山中，峻峭突兀，耸天凌云，山势雄伟挺拔，含烟点翠，一樵夫端坐山崖之上小憩，凝神远眺，山下是一处农舍，一妇人正在搬柴进屋，农舍旁两个幼童在嬉戏，好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田园景致。这件作品整体画面布局层次分明，错落有致，其远景巧妙利用了原青花图案的山势造型，近景则用重彩描绘，将两个年代的画面虚实结合，为其所用。特别是樵夫坐于青花山石之上的神态，充满动感，其情其景，一派人间烟火。从粉彩颜色画工风格判断，后填彩的年份应是清末年间。
陶瓷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被称为国粹。我国青花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据考古资料显示，唐代的巩县窑就曾烧造青花瓷，专家认为那不过是青花的雏形。而真正成熟的青花应该是元代才出现的，但存世不多、价格昂贵。青花的鼎盛时代，公推康熙时期，康熙将青花发展到了极致。由于对青花颜料的熟练掌握，可以控制青花的浓淡变化，使青花的层次感分明，玻璃质感增强，民间俗称“翠毛蓝”，陶瓷著录也称为青花五彩。
觚，也称为尊，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是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和酒器。瓷质觚始于元代，主要流行于明嘉靖、万历至清乾隆时期。大户人家将觚陈设在厅堂的香案上，插花布置。常见的康熙花觚一般都绘画细致、古意盎然，为后人所追捧。
花觚是康熙瓷中最能完整体现高超制瓷工艺的载体，其瓷质坚实、图案精美、发色明快、造型规整等集诸多优点的完美结合，成为康熙瓷中最经典的款式之一。现今存世的康熙青花觚，可以说件件精美，即使在康熙年间也不是寻常百姓之物。而这件完美的青花觚，却被后人不遗余力地改造，其动机何在呢？我总觉得在这表象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其文化密码和时代信息值得揣摩和破译。
清末出现的这件后填彩花觚，会不会是孤证呢？其实不然。乾隆自封为“十全皇帝”，也是个文物糟蹋狂。他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宫中所藏艺术品大加改造。据宫中档案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年）御制《咏双耳官窑瓶》：“古以资盛酒，今惟用插花。”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题均窑砚》，吟咏的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青瓷椭圆型砚，砚背刻了诗文，这件均窑砚是由一个破损器座改造而成的。
据统计，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御题诗句刻瓷有300余件，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展品中，常能见到在宋汝、官、哥、均、定等名瓷上刻有乾隆的诗词书法作品。乾隆对宫中所藏的古人书画作品也不放过，不少宋元书画上都钤盖有乾隆的鉴赏印。
去伪存真辨识文物
我国的文物改造历史久远，且一直盛行。距今4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玉器中，玉璧破损后改为璜的例子更为常见。河北省邢台市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盏托，可能因托沿缺损，而被全部磨掉，成了一件新器皿。这种文化传承是很容易理解的，要么器物珍贵、要么是上辈传给的老物件、要么是对这物件有感情，但大部分还是节俭传统起主导作用。至今在海南一些茶坊里，都有用明代出水瓷碗底做成杯托，也别有一番情趣。
器物的改造并不是我国的专利。在国外的文化中，器物的改造也十分流行，清代十三行外销器物中，欧洲人根据自己的审美习惯和生活需求，将器物进行眼花缭乱的改造。将实用盘改成挂盘陈设、玉带钩改成裁纸刀、大碗改成果盆，可谓是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是将瓶改为台灯和烛台，现今很多从国外回流的瓷瓶，底部中央打了一个孔，用电线穿过，有些孔打在底款上，别提有多可惜。而外国很多著名油画家都有在自己作品上叠画的习惯。例如，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检测发现，其画下面也有别的画作。
俗话说，酿酒做豆腐，充不得老师傅。文物鉴定同样如此。面对我国五千年文明史和形形色色的各类文物，对某件文物“看不懂”纯属自然，是实事求是的表现。现在是文物仿制的高峰年代，有些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不论是仿制文物还是历史文物，都有属于自己的信息，就看鉴定人员的接收能力如何。因此，鉴定人员对每一件洞窟不放过一丝蛛丝马迹，才能达到“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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