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外婆
外婆离开我已经50多年了，可她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烙印在我的脑际。
上世纪50年代初，我父亲在南方大学海南分校学习结业，分配到了乐会县垦殖所属下的原东平农场，后来母亲也到了农场参加工作。由于当时农场还没有开办学校，我无法跟随父母到农场生活。我的外公英年早逝，母亲是独生女，出嫁后，外婆就常年独居。后来，读小学三年级的我便转学到外婆家附近的小学读书，和外婆一起生活。
外婆身材不高，但走路飞快，办事干练磊落。她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就已经入党，是当地最早的农民党员之一，后来村民选她当了村长。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她积极发动村民支援抗美援朝的活动，带头把结婚时仅有的一对金耳环及一枚金戒指都捐出去了。
外婆整天忙忙碌碌，白天她要忙着犁田插秧、锄草施肥、收割庄稼、养猪喂鸡、炒菜做饭，晚上要读夜校参加扫盲班的学习、参加党组织的活动、组织村民开会等等。有时，要到公社、县里开会一两天才回来。外婆外出时，便安排我到村民家里吃饭，叫邻居帮忙喂猪。在外婆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做饭和养猪喂鸡，还会单独操持其他家务。每次外婆外出回来，看到我在家里认真扫地做饭，总是竖起大拇指表扬。
那时候，外婆每天一早起来煮早餐和中餐的稀饭，从锅里捞起那不多的饭粒留给我，而她悄悄端着一个小碗跑到后面的小院，喝着米汤和吃几块番薯。每次她跟随队干部到外村开会，会议的组办方给参会人员安排饼干、包子等平时难得一见的美食，她总是舍不得吃，每次都带回来给我。
有一次，我就读的学校组织学生到几公里外的公社附近开展植树造林活动，要求学生自带午饭，家里实在是没有存粮。于是，外婆想了一个办法，她砍了一串未成熟的香蕉，和一把大米混在一起，煮成“干饭”让我带去。到了正午，我吃着外婆煮的香喷喷的“干饭”，让那些带稀饭去的同学羡慕不已。
繁重的劳动、复杂的工作、困难的生活，让外婆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1960年春节，为了照顾外婆，父母将她接到农场。当时农场的生活条件也很艰苦，职工有的住茅草房，有的住砖瓦结构的简易房。父母和我兄妹几人挤在场部附近的一间只有20多平方米的瓦房里，实在是腾不出地方给外婆住。后来，农场领导主动安排当地的一个干部，从家里隔出一小块空地铺上一张小床，这才解决了外婆的没地方住的难题。
外婆性格善良，喜欢帮助别人。她到农场后，除了料理家务、挑水煮饭外，还经常到我母亲工作的保育站帮忙打扫卫生，帮保育员给孩子喂饭、洗衣服……如有保育员因病或有事请假，外婆还会顶班带小孩。我家周围的环境卫生几乎都是外婆义务包揽，平时除草扫地，清理垃圾，擦门洗窗,把周边打扫得非常干净，路过的职工都赞叹不已。
后来，农场允许职工家属发展自营经济，外婆又成了养猪、养兔及种菜的积极分子。养猪种菜对外婆来说是轻车熟路，是她的“专业”。因此，她种的菜吃不完，经常送给邻居。每当外婆杀猪时，邻居总会尝到她送的猪肉。
外婆的付出也得到回报。她来农场不久，在当年召开的“广东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东平农场的一名职工和外婆被推选出席了这次会议。
1965年春，我还在广东琼台师范学校读书，寒假期间，外婆专门杀了一头猪准备“犒劳”我，谁知后来我选择留校，没有回农场。为了让我吃到她养的猪，外婆专门把几块好猪肉腌制起来，等到大年初三就叫母亲带上猪肉，赶到100多公里外的学校送给我，了却她老人家的心愿。
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婆积劳成疾，身体越来越差，后来病情发展到肝硬化，因病痛折磨，骨瘦如柴。1965年秋，我从学校回到农场，还来不及回家，就被通知到农场的大礼堂参加追悼会。走进大礼堂，只见主席台上方挂着“朱秀兰同志追悼大会”的黑底白字的横幅。我脑海一懵：“外婆过世了？”一下子站不稳，旁边的同学扶着我才参加完追悼会。当时参加追悼会的有部分农场的干部职工，还有一位副场长致悼词。悼词追述了我外婆60岁的一生，尤其是对她来农场后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来，农场还专门为外婆的坟墓立碑。
如今，年逾古稀的我，早已明白生老病死、花开花谢是人生自然规律。可很多时候，关于外婆的记忆还是会在脑海里萦绕，那是一段有温度的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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