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销画中的奇葩 通草画
文\本刊特约撰稿颜建超
在千年渔港潭门镇，不仅有最好吃的海鲜，还有海南省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博物馆不仅有海里出来的外销文物，也有辗转千里、回归故土的外销文物，其中回流外销文物主要代表之一就是在9号展厅展出的通草画，所绘人物、花鸟、船只、风景等皆呈现出立体状，色彩艳丽斑斓，极富质感。
通草纸曾被当成“米纸”
通草画，准确来说应该叫通草纸水彩画，即在通草纸上采用水彩颜料绘画，是清代广州外销画中的一种。通草画兴起于十九世纪，并在上半叶达到顶峰。1835年10月出版的《中国丛报》记载：“在十三行附近有三十余家店铺出售通草纸水彩画册，有二三千人受雇制作这些画。”十九世纪中后期通草画制作开始衰落，直至销声匿迹。通草画在风格上表现出明显的中西交融景象，其内容属于中国本土风情，绘画纸张亦为中国本土所有，而绘画技法和风格则明显为西方风格，即采用西方绘画方式来表达中国内容，是“西画东渐”和西方市场需求的产物。通草画绘画内容主要是清代中国社会的全景式展示，题材十分广泛，包括生产活动、市民生活、官宦生活、港口风情、风俗习惯、动植物等诸多类型。
通草纸张表面十分细腻，有丝绒般的质感，松软且富有弹性。与传统纸张不同，通草纸张十分酥脆，极易折断。这种与传统纸浆法制造的纸存在明显特征差异的通草纸，是如何制造的呢？最初西方人普遍认为这种细白、通透的纸是用米浆制成的，称其为“米纸”。时至今日，这种观点在西方世界仍然大范围存在。
1850年，一位英国商人将一套通草画寄给英国皇家植物园收藏研究。这套通草画绘制内容为通草纸的生产流程，共计十二幅，分别反映了拣种、浸种、莳种、除荚、斩树、浸膠、刮膠、除衣、切纸、晒纸、捆纸和装箱等12道工序。图中的植物体形硕大，比旁边的棚子或谷仓还要高，像巨型的芦笋头，但顶端有很多分支，不知道是枝条还是叶子。这些绘画内容给当时西方植物学家带来不少困扰，时任英国皇家植物园园长威廉·胡克为核心的一批英国学者和官员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最终揭开了通草的神秘面纱，同时证实了当时绘制通草画的中国画师也不知道通草纸具体是如何生产的。
中国学术界、收藏界对通草画的认知也是从西方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2000年，英国人伊凡·威廉斯捐献了一批通草画给广州博物馆，之后广州博物馆对通草画进行了大量的搜集和研究，才让这一百多年前盛极一时的外销通草画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通草及通草画的制作技艺也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通草纸制作有技巧
通草，又叫通脱木，属于五加科灌木或小乔木，具有多种用途，可入药，在我国陕西、广西、广东、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台湾等地均有分布。选取生长期合适的通草，将其砍伐后裁截成一定长度的小段，随即用圆细木棍或圆竹筒将小木段中间的茎髓顶出来。通草的茎髓呈圆柱形，中部空心或有白色半透明的薄膜，表面白色或淡黄色，质地松软有弹性，易折断。
取出来的茎髓很快就会自然蒸干水分，变得有些酥脆。通草纸的获取方式并不像传统纸浆法造纸那么复杂，而是通过直接刀切的方式将通草茎髓切成薄片即可。这种薄片就是所谓的通草纸。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界定纸的：“纸，絮—苫也”，即纸是漂在水里的絮状纤维通过滤水的席子（苫）均匀分散沉积而形成的。“通草纸”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纸，或许叫作“通草片”更为适合。
通草纸制作方法看似简单实则不易，这是一门手艺活，需要经验和技巧。切割时手工艺者用短木棒插入通草茎髓中部空心处，以便把茎髓拉直。先制作一个特殊的小平板，平板两长边嵌有铜边，铜边高出平板平面的高度决定了所切出纸的厚度。在平板上，右手紧握切刀，刀身与茎髓同一方向并紧贴在铜边上。左手按住茎髓并由右往左轻轻地旋拉茎髓，刀口紧贴茎髓并随之移动，这样就切出了通草纸。双手的配合、刀工的均匀缺一不可，技术越好，切出的纸则越宽越长。切的过程中需十分谨慎细致，稍不留神纸就会断裂或开口。之后将切出的通草纸裁剪成所需大小，并由画师运用水彩颜料在通草纸上进行作画。
通草画迅速兴起又衰落
通常来说，一项工艺的出现，必然有其兴起、发展、兴盛和衰落几个时期，但纵观通草画的发展历史，其似乎横空出世，只有兴盛和衰落期。清朝中晚期，中国逐渐开放贸易通商口岸，中西文化交流也越趋兴盛。大约从1820年开始，广州一带就突然兴起这种融合中西风格的外销通草水彩画，似乎没有任何征兆。
通草画的出现确实有些突然，但是通草及“通草纸”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关于通草，宋朝苏颂编著的《本草图经》记载：“俗间所谓通草，乃通脱木也，今园圃间亦有种两者。古方所用通草，皆今之木通，通脱稀有使用者。”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描述通草：“叶似蓖麻，其茎空心，中有白瓤，轻白可爱。”这些古籍文献说明了古人很早就对通草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将通草茎髓制作成装饰品，历史同样久远。晋代郭璞注的《尔雅注疏》记载：“通草也，瓤白可作妇人首饰。”唐代《建康实录》记载了晋惠帝“令宫人插五色通草花”。乾隆二十三年（1758）的《楚南苗志》记载：“通草产自辰州、永顺诸苗疆，陆运至永定县切片，彼处有通草牙行转发诸省货卖。”2018年张学渝《十八世纪清宫通草花制作考》一文指出，以清宫造办处花儿作为核心的作坊制作了种类繁多的通草花（包括通草戴花、娃娃、瓶花、供花、果子、盆景等），这些通草花用于宫廷年节陈设、日常陈设和日常佩戴等。由此表明，通草花制作技艺不但历史悠久，且在清代最为兴盛。
由此可见，十九世纪突然出现且兴盛一时的通草画，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成熟的社会背景：一方面中国传统工艺——通草花的制作工艺源远流长，并在十八世纪达到鼎盛；另一方面，十八、十九世纪，已有不少西方画家来到广州作画，并影响着当时的中国画师。为了满足西方人对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好奇心，掌握了西方绘画技法又熟悉本地风土人情的广州画师专门制作了迎合西方人猎奇心理的画销往海外。也许是偶然发现，或者是别出心裁，总之当广州画师发现在通草纸上绘制水彩画更为别致时，这种价格低廉、画幅小、便于携带的通草画很快就受到西方人的青睐，许多来华的商人、军人、水手、游客等纷纷购买带回国，以馈赠亲朋好友或是销售。于是，深受西方人喜爱的通草画，便在中国近代海外贸易中崭露头角，兴盛一时。随着西方人猎奇兴趣的转移，或是照相技术的发明代替了记录中国风土人情的画纸，这种由西方市场需求而产生的通草画，也随着失去西方市场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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