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元青花一段“海丝”路上贸易史
文\本刊特约撰稿颜建超
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带有“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并将其公诸于世，揭开了元青花研究的序幕。1952年到1956年，美国学者约翰·波普以这对“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作为标准器，对比研究了土耳其和伊朗博物馆收藏的与之风格相近的青花瓷器，开创了系统研究元代青花瓷器的先河。
此前，中国人对元代青花并无认知，所遇此类青花瓷器，多将其定为明清青花。此后，学界对元代青花的看法众说纷纭、疑点重重。近些年，学界从历史文献、国内外元青花遗存、各地青花钴料科学分析对比研究等方面探讨元代青花的起源、发展、传播等问题。主流观点认为，元代从波斯进口青花色料，在景德镇制青花瓷，然后外销波斯地区。目前该观点只为推测，并无直接证据。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西沙海域出水的元青花残片，其形制上虽与国内一些城址、墓葬以及景德镇湖田窑等窑址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基本一致，但纹饰之中却大有文章，其中奥妙应为元朝与波斯海上“青花瓷贸易之路”的直接证据。
纹饰中书写了“波斯为记”
南海博物馆馆藏的这件元青花残件底足较完整，其器型、大小与馆藏的另一件元代青花莲池鸳鸯纹碗基本一致，故判断为元青花碗底腹残件。残件底部满饰莲池鸳鸯纹，纹饰中央有两行字，上为“斯波”，下为“為记”。按何顺序拼读这四个字呢？有人认为古有波斯国，加之古人由右往左的书写习惯，应读作“波斯记為”；也有人认为“波斯记為”不太符合古汉语语法现象，读作“波斯為记”更为贴切。
显然这两种说法都肯定了“波斯”一词。史料文献也表明，唐宋时期不但使用“波斯”一词，其字体也与元青花残件铭文“波斯”一致。如扬州出土的唐代波斯人墓碑《唐故李府君墓并序》：“府君望郡陇西贯波斯国人也”；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西南海上波斯国”。
至于“记為”还是“為记”，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铜版铭文“認門前白兔兒為記”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波斯為记”在语法上与“白兔兒為記”是一致的。此外，“波斯為记”与大量古籍如《魏书卷一二三·列传第九十一》“后颇知刻木为记”、《北齐书卷二九·列传第二十一》“刻石为记”等词句中“为记”一词的使用，亦一脉相承。字体上，“白兔兒為記”与“波斯為记”中的“记”字显然不同。前为繁体，后为简体，这是何故？经查阅元代书法作品可知，繁体“為”字在元代仍然使用，但繁体“記”字则变成了简体“记”字。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元代王蒙《爱厚帖》“用是求書專注，望介注為禱”和元代龚璛《龚璛行书教授帖页》“记事拜復錢翼之教授足下”等。由此，无论语法还是字体，元青花残件铭文“波斯為记”都符合元人词汇使用和书写特征。
另外，一些有趣的细节也值得关注。铭文“波斯为记”（即波斯為记，下同）与莲池鸳鸯纹饰一样，采用氧化钴料釉下彩绘，为同一时间绘制。铭文置于碗心中央，挤在纹饰中的空白处，且上行“波斯”二字的间距与下行“为记”二字的间距相差甚远，铭文整体置放不成规矩，与纹饰不相协调。显然，工匠并没有提前给铭文预留空间，而是很随意地将其写在纹饰之间。由此推断，该工匠给坯胎绘制好纹饰之后，随笔写上“波斯为记”铭，然后施釉，再与其他青花瓷器一同入窑烧制。那么，这件元代“波斯为记”铭青花莲池鸳鸯纹碗残件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元朝和波斯的海上“青花瓷器贸易之路”
1256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建立伊利汗国，统治波斯地区。元朝建立后，伊利汗国历代汗王都奉元朝为宗主。《永乐大典》所收的《经世大典·站赤》中记载：1291年元朝将公主下嫁波斯，由旅行家马可波罗从泉州起航，取道南海，护送公主到达波斯。这表明，元朝时中国人的造船水平和航海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由中国到波斯湾这一航线不但已为人们熟知，而且中国海船也具备直航波斯湾的能力。此外，泉州南教场遗迹出土的《奉使波斯碑》记载了墓主往返波斯的事迹。元代航海家杨枢的墓志铭也提到其在大德八年（1304年）受朝廷钦差，护送合赞使臣那怀回波斯，十一年（1307年）抵达波斯湾要塞忽鲁模思。由此可知，元朝与波斯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往来，且海路畅通无阻。
与此同时，两国的海上经济贸易空前繁盛。1277年，当元军攻取浙闽地区后，立即设立了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四处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宜。元朝廷不仅鼓励沿海商人积极从事海外贸易，而且向海外各国宣布“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开放政策。后来元朝廷创立官本船制度，投入巨额资金发展官家海外贸易，并严禁私人海上贸易。这过程中，培植了一批致富显达的大海商。前文提到的杨枢就是大海商，其祖父杨发等辈在元朝一边为官一边利用特权进行海上贸易，最后富冠一方，为杨枢后来的私人海上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官本船制度破产后，1323年元朝廷全面开放民间海外贸易，元代海外贸易这时才真正达到大规模、全方位的蓬勃发展。
目前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如伊朗阿尔德比勒灵庙、波斯湾北岸霍尔木兹岛、土耳其等地，均发现元青花的踪影。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详细记载了我国外销瓷销往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波斯湾沿岸国家和地区。这些外销瓷器名称繁多，最为学界关注的是其中的“青白花瓷器”，极有可能为元青花瓷器。从古波斯地区遗存的元青花情况及元朝繁荣的海上贸易来看，可以确定，元朝和波斯之间存在一定规模的海上经济贸易。而这些贸易货物里面，定然存在大量的元青花瓷器。
由此推断，当时元朝这位工匠和他的伙计正在赶制一批青花瓷器。而这批青花瓷器中，有一部分是专门给波斯定制的，烧制完成后通过海运销往波斯。《隋书卷三五·志第三〇》说道：“录其当时行事，名之为记”。所以工匠为了更好辨识这批波斯定制青花瓷器，便在其中一只碗上随手写下“波斯为记”，以为标记。
器物见证元朝和波斯繁盛海上贸易史
经勘探考究，西沙水下考古工作队发现西沙群岛的石屿二号沉船遗址为元代遗址，所采集到包括青花在内的瓷器标本年代均为元代。这是目前我国水下考古工作开展以来唯一发现带有元代青花瓷器的元代沉船遗址。其中有些元青花标本在器型、大小、纹饰等方面，与元代“波斯为记”铭青花莲池鸳鸯纹碗残件基本一致。因此，西沙海域出水的元代“波斯为记”铭青花莲池鸳鸯纹碗残件也应属于西沙石屿二号沉船遗物，其应在江西景德镇窑烧造，然后从泉州港装船出发，销往波斯，船途径西沙群岛石屿附近因风浪或触礁等原因沉没。
人们对元青花的认知，是从成熟的“至正型”开始的。现有大量资料能够说明伊朗、土耳其等地的元青花来自中国，元青花的青花色料成分和伊朗等地区产的钴料成分一致，元朝和波斯之间有着繁盛的海上贸易等，但并无史料直接记载，更无实物直接说明，元朝和波斯之间是否进行过青花瓷器贸易。这件元代“波斯为记”铭青花莲池鸳鸯纹碗残件，从实物和文字直接证明了元朝和波斯之间的青花瓷器贸易，其出水地点更是指明了青花瓷器贸易之路径。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元青花的起源与发展、青花色料的来源，以及元朝与波斯之间的海上贸易，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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