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辉煌”之后 我看《八佰》
□朱杰
《八佰》无疑是一部有想法的电影。
在访谈中，导演管虎说，这部电影里，比“战争”更重要的，是“人”；更进一步说，这里的“人”，主要指的是“普通士兵”；再确切一点说，它主要指的，又是那几个“逃兵”。也正是在这里，电影想要表达的某种严肃思考获得了依托：“照理当时咱们民族积贫积弱的特性都在这帮人身上——胆怯、贪婪、自私要赏钱。但最后他们完全变了样，为什么？电影一直想探讨这个过程。”所以电影的主线之一，就是几个逃兵由胆怯到勇敢再到慷慨赴死的“成长故事”。而此种转变之所以能够发生，导演认为，这是因为，“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人性当中最辉煌的一面被逼出来了。”
《八佰》还着力呈现了这个“成长故事”的基本语境，即这场战斗的特殊性：“它有点像今天的直播。当年那种直播就是，各国军事观察家、路透社、法新社记者、南岸老百姓，隔着几十米看真枪实弹打仗。”正是在此一高度戏剧化的场景中，电影的严肃思考得到了进一步推进：“看的过程当中，整个民众是有变化的。开始盲目的看客多，逐步随着战事加剧，都动心了，都是自己人，开始投入，开始悲悯。这个过程，是民众的变化，也是仓库里这帮逃兵的变化，是中国人的变化。”于是，“逃兵”的“成长故事”变成了“中国人”的“成长故事”，南岸与北岸合为一体。
电影是“再现的艺术”，而《八佰》则试图“艺术地再现”历史——“史实”固然非常重要，但艺术作品如何“想象”历史及其可能性，也许才是更为“切题”的讨论思路。
比如，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电影试图思考的所谓“国民性”主题，都与20世纪中国文艺（当然不仅仅是“中国文艺”）所遭遇的那个著名开端有关——20世纪初，求学日本的鲁迅在藤野先生的课堂上，看到了关于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幻灯片里是“愚弱的国民”和“看客”，看幻灯片的则是作为“战胜国”的日本的学生，“还有一个我”——正是在这个著名的“幻灯片事件”中，鲁迅发现了隐喻着现代中国之命运的多重“看”与“被看”：幻灯片里被枪毙的中国人是“被看”、“看客”则是“看”；幻灯片本身则被日本学生和“我”“看”；而“我”又同时被日本学生“看”。所以这个在日本接受现代教育但却来自“弱国”的“我”，既占据着“启蒙”庸众的位置，又占据着在列强环伺的格局中“救亡”的位置：或者换句话说，在这个著名的历史起点，鲁迅告诉我们，要打破这多重的“看”与“被看”，就既需要有内部的革新，又需要有对外部的抵抗。
我们当然可以说，在“国民性”问题上，《八佰》提供的似乎是某种更为乐观的想象：借助于“现场直播”的战斗，“看客”与“愚弱的国民”、“看”与“被看”都变成了“中国人”，“民族共同体”由此诞生。但同样不应忘记的是，南岸是租界，其中的“看客”除了有中国人，还有大量的殖民者。因此，当此之时，无论是南岸的“看客”，还是北岸“愚弱的国民”，又都同时处在殖民者更具优越感的“看”之中——不管是“四行仓库保卫战”“打给国际社会看”的初衷，还是影片结尾冲桥时带队官长的一句“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那种对于更具权威和力量之“眼光”的自觉与迎合，都令人感慨：因为“史实”告诉我们，这样的“眼光”，多半是靠不住的。
不触及这一点，影片最终所展示的“大团结”的时刻，便显得有些立不住脚，因为我们分明知道，在“人性的辉煌”之后，便是“八百壮士”撤入租界之后令人唏嘘的坎坷遭遇——而如何能够让这“人性的辉煌”更为持久、如何塑造出更具凝聚力且更为稳固的“大团结”，才是20世纪中国需要面对的真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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