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名家笔下的牛 人世百味寄牛身
文\海南日报记者梁君穷
牛是农耕社会里重要的生产工具，并在十二生肖中排行老二，牛的形象历来为艺术家们所喜爱，也因此成为古今中外文学名家所着力描述的艺术形象之一。牛的形象往往与社会矛盾、田园牧歌、神话传说、民间风俗以至作者个人经历紧密相连，不少以牛为主角或配角的作品脍炙人口，成为读者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名篇。
柳宗元作《牛赋》
苏轼手抄赠海南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的柳宗元是杰出的散文家之一，被贬期间，柳宗元不仅写了许多锋利简洁、严峻沉郁的寓言讽刺小品，还写了许多文笔清新秀美、思想深刻的游记散文，如被收入课本的《黔之驴》《小石潭记》《捕蛇者说》等。
韩愈和柳宗元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韩愈曾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为此，他们常常借写物而明道，柳宗元曾写下的《牛赋》就是其中之一：
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脰。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仑，已不适口。富穷饱饥，功用不有。陷泥蹶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或穿缄滕，或实俎豆。由是观之，物无逾者。
不如羸驴，服逐驽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腾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踯。当道长鸣，闻者惊辟。善识门户，终身不惕。
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赋在思想内容上着重“体物写志”，重在细致入微的状物描写，借此表达作者的讽喻之意。这篇《牛赋》不过寥寥百十字，却将牛的外观声貌直至生死功用一一写到，还采用对称手法，把牛与羸驴放在一起比较，突出表现了牛的忠厚无私。
据传《牛赋》是柳宗元因参加政治革新运动失败后，被贬柳州十年之间的感愤之作。文中的牛显然是柳宗元的自喻，“陷泥蹶块，常在草野”正是他当时处境的真实写照。“腾踏康庄”“当道长鸣”的赢驴，暗喻那些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最后以“牛虽有功，于己何益？”慨叹世道的不公。
柳宗元去世两百多年后，另一位同样闪耀历史的人也被贬至南方，他来到比柳州更南的儋州，他就是苏轼。看到海南这边杀牛成风，苏轼于心不忍，就抄写柳宗元的《牛赋》赠给琼州的僧人道赟，“使以晓喻其乡人之有知者”。
苏轼还为手书的《牛赋》作记，是为《书柳子厚牛赋后》。苏轼开篇便写道：“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然后说从高州、化州装载牛渡海的船，一艘船就要挤百头牛，遇到刮风航行不顺，牛因干渴饥饿交加而死的无法计数。更严重的是，“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
苏轼在其他著作中曾有“农民丧牛甚于丧子”之语，见到牛的这般悲惨命运，怎能不痛心疾首，于是手书《牛赋》，以期能教化乡民，爱牛惜牛。
近现代小说中的牛形象
小说中写牛在我国文学历史渊源久远，古代神话故事集《录异记》和《列异似》都写到秦文公伐千年古木大梓树，梓树化为青牛走入丰水中的故事。《西游记》中先后有多只牛精阻碍三藏师徒前进，包括有野牛精、太上老君的青牛、牛魔王等等。
近现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乡土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牛更是乡土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的主角或配角。
湘西的农村中，一位被称为大牛伯的农民将他的小牛打伤了，此时正值耕种农忙的时候，于是他不惜血本到处请人治牛，不分昼夜精心护理牛。最终牛好了起来，大牛伯便想靠这头牛种庄稼可以换两扇腰门，这是他最朴素的愿望。然而到了十二月，村里所有的牛都不知被衙门征发到什么地方去了，故事在这里戛然而止。这是沈从文在1929年写的短篇小说《牛》中的情节。
《牛》这篇小说借牛受伤的故事，反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悲惨现实，一个农民的牛伤了，无异于天塌了。加上当时军阀混战，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的统治更为黑暗。当农民大牛伯靠着自己的努力把牛治好，生活仿佛刚要有起色，官府一纸公文便将牛征了去，正如那句话所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沈从文是乡土作家，他写出《牛》这样的小说在情理之中，但与大众印象不符的是，张爱玲也曾写过一篇反映农民疾苦的短篇小说《牛》。张爱玲所写的牛故事并不复杂，农民禄兴家的牛“活活给牵走了”，农耕时节地便无法耕种，于是禄兴卖掉家中仅有的两只小鸡去租邻居的牛。岂料牛欺生，被鞭抽急了，起了性子，把禄兴顶死了，只留下禄兴妻子在破败的家中哭泣。
在张爱玲的《牛》里，可以看到她对农民生活的关注，也看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民如牛一般努力生活着却无力改变命运。
如果说沈从文与张爱玲这两篇《牛》都是以时间线叙述农民悲惨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让人在读的过程中感受到满目的沉重，那么莫言在199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牛》，则在描写农村农民的时候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为读者带来一出辛辣讽刺的黑色喜剧。
莫言这篇《牛》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调皮捣蛋的少年罗汉辍学在家，与生产队饲养员杜大爷一起放牛。生产队长麻叔请来公社兽医站的老董同志为双脊、大小鲁西三头小公牛施行阉割手术。术后，罗汉、杜大爷与三头牛朝夕相处，历经煎熬，大小鲁西终于康复了，但桀骜不驯的双脊却因术中大出血和术后感染不幸死去。
剧情的背后，却是通篇的隐喻与辛辣的讽刺，这或许是受到当时魔幻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当时牛是集体生产资料，不能够私自宰杀，但是生产队的粮草都非常紧张，人都没得吃了，更别说要保障牛。于是麻叔精心策划这场牛的“意外”死亡，所有人都因为各自的性格或是小算盘而不自觉地参与其中。
结局深刻地表现出作者对那个特殊年代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而整篇小说，从一开始的阉牛到遛牛，再到牛死过后的人情百态，一切都围绕着牛转，让人感到窒息、压抑、悲叹的却不仅仅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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