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史图博之路

□刘大先

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晴

刚下飞机，一股潮湿的热浪袭来，仿佛皮肤的毛孔都滑润起来，季春的海口已经有华北孟夏的感觉。到宾馆已是暮色时分，夕阳将落未落，将海面映照成黄昏的粼粼流金。

我叫了一个海南鸡饭，因为正好去年有个朋友韩万峰拍了部电影《南方烹调师》，主要故事讲的就是海南鸡饭。韩拍过十几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跟海南有关的除了这部，还有一部《青槟榔之味》，是讨论黎族母语文化问题。吃着饭想到这些，不免要与此行目的关联起来。

此行主题是“重走史图博之路”。史图博（HansStübel）1885年出生于德国莱比锡，从1903年起先后在耶拿、慕尼黑、莱比锡等地学习医学，1908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起任教于耶拿大学。1923年，因为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ErichPaulun）创办的上海德文医学院升格为同济大学，而受邀到同济大学任教，就职于医学院，担任医科生理学教授兼生理学馆主任。尽管专业是医学，但史图博对于旅行与地方文化兴趣浓厚，在到同济之前，就在欧洲、非洲进行过考察。任教同济的假期，他也几乎都安排了各种旅行日程，到过浙闽交界的畲族地区、粤桂相邻的瑶族地区、云贵两省的苗族傈僳族地区、甘肃的蒙古族藏族地区以及海南岛的黎族地区。

史图博的海南岛之行，第一次是1931年，从海口出发，经过南丰到白沙峒、元门峒，越过五指山，抵达南方海岸崖州的三亚港，再从三亚乘船回清澜港，返回海口，撰写了《海南岛人种学考察报告》；第二次是1932年7月到9月，也是从海口出发至南丰，由儋县进入白沙县，后经昌江县、乐东县、五指山、琼中县，最后返回儋县与海口，并于1937年在柏林出版了此行的成果《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书中将黎族分为本地黎、美孚黎、岐（生铁黎）、侾，对他们的服饰、文身、建筑、器具、农牧商业、语言、艺术、宗教、家族、食物、社会生活等作了描述，并对苗与“汉化”了的黎人进行了素描。此书是黎族民族志的开创之作，史图博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黎学的奠基人”，至今关于黎族五大支系“侾”“祀”“润”“美孚”“赛”的划分也可以看到他的影响。

但隔了八十年回过头来看，史图博的研究其实是很粗率的，并且受限于当时的种族话语和人类学范式，如果以东方学批判的视角来看，他对黎族的叙述不免带有异域想象。这种情形在人类学或者民族学之初，属于常见现象，毕竟现代学术分科源于西方，从逻辑到与结构到观念与目的都是他者的眼光。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之于纳西学、犹太人斯坦因之于敦煌学莫不如此。因为那些后进民族与边地文化，往往其文化主体缺乏能够通行于国际的表述自我的能力，所以不得不被他者所表述。这也显示出叙述者的权力，在文学上同样如此，比如吉卜林的印度书写、康拉德的非洲想象，叙述者拥有着一双帝国之眼。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与殖民运动，欧洲发达国家将自己的文化话语建构为一种普遍性，对于亚非拉等后进地区与民族开始了“探险”与开发。仅就中国西部而言，从1876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进入罗布荒原到1927年德国的艾米尔·特林克勒独行塔里木，域外探险家的“地理发现”持续了半个世纪。1900年，斯文·赫定发现被埋藏了1600多年的楼兰古城；然后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发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和尼雅遗址，而这只是他西域探险的序幕；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篆，在清理地震后的流沙时突然发现了藏经洞的秘密，从而招来了世界各地的劫宝者……俄国的科兹洛夫，瑞典的斯文·赫定、沃尔克·贝格曼、贡纳尔·雅林，英国的D.布鲁斯、奥利尔·斯坦因、两位外交官的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与戴安娜·西普顿，法国的邦瓦洛特、伯希和、大卫·妮尔以及传教士蜜德蕊·凯伯和法兰西丝卡·法兰屈，日本的河口慧海、大谷光瑞、橘瑞超，德国的冯·勒柯克、艾米尔·特林克勒，美国的亨廷顿、兰登·华尔纳，丹麦的亨宁·哈士纶等等。这些西方探险者、旅行者、学者目的不一，或者带着拣拾历史碎片和文明断简的寻梦，或者带着传教和寻道的理想，或者带着掘宝之梦，或者就是为本国政府搜集情报，纷纷踏上漫长的中国古道和人迹罕至的旅途，用不同的方式经历了在中国西部的探险考察和游历。尽管他们的文化差异和探险目的不同，他们的书写却制约和影响了20世纪初的域外探险记游文学及人类学著作对“中国镜像”的构筑以及对中国文明的塑造。

史图博的背景相对简单，但其考察与调研报告也带有情报搜集的工具性，事实上，其资金和学术支持也就是来自德意志探险协会、外交部文化局、柏林远东协会等部门。日本人为了将海南岛变成海外殖民地和战略物资供应地，于1939年2月10日，发动了对海南岛的进攻，到1940年3月，占领了除白沙县城以外的海南岛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日本台北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外务省、东京大学、中国东北铁道等机构的许多学者都对海南岛的汉、黎、疍家人进行调查。史图博的《海南岛民族志》就很受看重，太平洋协会的平野义太郎于1941年到海南岛，就委托清水三男将此书翻译成日文，于1943年由东京亩傍书房出版。1964年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就是根据日译本将此书翻译成中文的。

对于这些背景的了解，使得此次重走别具一番文化重述的意味。史图博的记录与描述固然有其特定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经历了抗战胜利、革命建国、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开放实践等一系列翻天覆地变化之后的今日海南。所谓历史其实就是沉积在现实中的过去，过去的流传物如果能够遗留下来，一定是经过时间的洗刷而不能磨灭的，在那其中显示出文化的活力所在。

晚饭后我一个人出门去海湾对面的万绿园散步，华灯初上，琼州海峡的清风徐来，一扫溽热之气，道旁散尾葵、棕榈、椰树轻轻招展，让人不由得舒爽起来。这个地方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饭后跑步锻炼的年轻人倒不少。南方的好处是绿植多，苘麻簇拥在黄杨与洋红风铃木相互映衬的间隙，蒲葵与番木瓜舒展着肥美的叶片，榄仁树云盖笼罩，已经结出了翠绿的果实。环绕万绿园的塑胶跑道中间绿化带上是绽放淡紫花蕊的蓝花草，与橙色的龙船花，纤细如同红绒聚簇的朱缨花点缀着，连夜色也变得清新起来。海湾里停着三三两两的小渔船，远处的趸船则传来隆隆的发动机声。忽然闻到一阵若有若无的芳香，抬头看，是淡黄色的鸡蛋花。一切都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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