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家迁徙的客家人
□刘大先
2021年4月27日星期二
儋州南丰
海南常住人口大约是950万，客家人占不到50万，而这些海南客家人中又有20多万在儋州。儋州的南丰镇又被称为客家镇，今天我们就去南丰的陶江村和海雅村去考察一下客家围屋。从儋州市府所在地的那大镇出来往南进入县道，道路正在重修，有的路段曲折盘绕还泥泞不堪，可以想见当初客家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靠近狮子岭的隐秘地方了——即便放在今日，交通也不算便利。
按照客家学的大家罗香林先生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的说法，客家人是保持了固有的中原文化而又在不断迁徙中“混化”了南方诸族特别是畲文化的新民系,是一种“特殊民系”。
客家人的迁徙分为五个时期。第1期始于东晋永嘉之后。此前客家先民的主要聚居地,北起并州上党,西界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省新蔡、安丰，大抵循颖、汝、淮诸水流域，即今天的山西、河南、苏皖北部，向南播迁。第2期始于唐末五代，远的到达循、惠、韶等地,近的则抵达福建宁化、汀州、上杭、永定等地,更近的则在赣东、赣南各地。第3期始于宋高宗的南渡与元人的南下，则是从赣南、闽西徙于粤东粤北。这前三次大迁徙基本上是由改朝换代或游牧民族南下的战乱所导致。第4期迁徙则主要是因为内部人口的急剧增长。客家人入粤后,经明代三百年的休养生息，土地日辟,生齿日繁,山多田少,度日维艰。为生存计,清初以来,大量内迁。由粤东粤北徙于粤省中部,即向花县、番禺、增城、东莞、宝安、四会、新兴、开平、恩平、台山、鹤山等广、肇诸州属县迁徙。与此同时,向邻近的广西、湖南移动，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取消海禁后,客家人还大量渡海移台。在康熙五十一年后形成的“湖广填四川”浪潮里，其中也有不少嘉应州等地的客家人。第5期的迁徙,源于土地问题而引起的广东西路大械斗。同治六年（1867年）,土客联和,另划赤溪厅安置客民；因当地无法容纳在台山、开平、四县等县客民,又一次引起移民运动,不少客民又南入高、雷、钦、廉诸州,甚至渡海至海南儋县等地。
如果要细化，客家渡琼主要有四次高潮，第1次是鸦片战争前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迫清政府开放广东沿海口岸，而导致在广东的台山等地的客家人口激增，势力的扩展，逐渐形成“土客相争”，“仇客分声”的局势，该地区的客家人为了谋求出路南迁渡海；第2次高潮是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为求稳定安居而渡海；第3次高潮是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华侨创业影响，客家人分别从广东、福建等地来到儋州、琼中等地，投资矿业、种植橡胶，创办公司；第4次高潮是海南岛解放后，伴随支援海南岛开发建设的人流而来。
陶江村的钟鹰扬旧居位于深田一队。钟鹰扬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逝于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从小学文习武，光绪年间剿贼有功，任琼州镇标，于广东阳江征匪政绩卓著，钦加四品，诰封昭武都尉。因儋州、临高一带土客争端，纷扰不止，钟鹰扬回乡举办保卫团局安定乡里，又与梅州地区的梅县区籍人钟可权、兴宁县籍人杨问蕉以及乡里人等共同创办客族大同会馆（后改为渡琼会馆)，以安置从内地来琼的客人，也算是造福乡梓了。
旧居坐西北向东南，整座建设平面呈长方形，布局比较规整，由堂屋、二横屋和碉楼组成。这个围屋与我们在大众媒体中常见的客家土楼差别很大，旁边的碉楼也比较小，倒很像华中一带一般人家的庭院布局。
主体是堂屋，中轴建筑为方形厅堂，堂与堂之间以天井相隔，上敞堂为祖公堂，上挂“余庆堂”三个大字，两侧对联是“颖滨北汇源深远，川水南流派衍长”，可见不忘中原的祖辈来源。下敞堂进深较小，呈长方形，为门厅。堂屋两边有衬祠，以巷道隔出明间、次间。堂屋两侧为横屋，横屋有门厅、天井及房间等，用于居住，横屋与堂屋以巷道相通。墙壁都是采用“金包银”砌法，即三分之一厚的外墙体用砖或石砌，三分之二厚的内墙体则用土坯或夯土垒筑；也有的外墙用三合土垒筑而成，即用石灰、粘土、沙子相拌，掺入糖、糯米等粘性物质，此种围屋墙体坚韧耐久，能够抵御炮击。旧居依山而建，前低后高，门前为晒谷场，前有照墙和半月形的池塘。这个从风水上来说，是后有靠山，前有来龙，晒谷场边荔枝、芭蕉、罗望子树错杂并生，一株参天蔽日的榕树和朴树耸立其间，下面就是陡坡下的鱼塘。房屋虽然已经破败，格局仍在，不算宏伟巨制，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很好的居所了。
海雅村距此不过二三里地，村路曲折蜿蜒，田间有几个农妇在塑料大棚下栽培蔬菜苗圃，丝瓜悬垂在竹枝搭建的架子上，一派乡野风光。林氏民居与钟鹰扬旧居的结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略微轩敞。林氏家族从广东梅州的蕉岭迁至儋州油麻村，靠采锡矿、淘金、种橡胶挣了钱，才到海雅村来定居。林氏家谱记载这个围屋建于咸丰十年（1860），当时的林赞镶用积攒下的400光洋买了地皮，又花费1000光洋从福建、广东等地请来工匠修建而成。林氏后人此后以出租土地，换取粮食，种植甘蔗，开设糖坊，收购花生，榨油为生。
林家围屋正门上书“秀萃东南”，两侧为“海岛映文光喜见龙门盈瑞，雅言承圣训方瞻雁塔早提”；二堂门上书“秀气南环”，两侧为“海山四面印缘地，雅管凤琴乐胜时”，两联都将村名嵌了进去，可能是今人手笔。石头照壁则是老物件，中间大大的“福”字，两侧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勉强辨识，是“乐处耕云兼钓月，适情载酒且携琴”。廊门上方各有一面书卷式照壁，一壁上刻着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片段，相对的另一壁上则是劝学诗，其中有一首诗是“松柏桃梅杨柳枝，江湖泗海满流池，进退通达遊远近，诵读论语讲詠诗”，格律意境都不高妙，但从每一句的用字上来说很是用心。从这些细节来看，林家虽然不是诗书之家，但对雅致人文非常敬重，这算是客家人的传统了。
“文化”与“传统”确实非常神奇，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并非不可或缺之物，但它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哪怕山高水远、岁月迢递，经历战乱纷争、颠簸流离，为了生存胼手砥足、栉风沐雨，甚至不得不围屋以自保，但是文化与传统的因子依然顽强地薪火相传，不曾熄灭。迁徙的人们将家背负在身上，四海为家，又将世界带回家，随势而变，从而生生不息、生生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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